曾国藩如何读书

曾国藩一生勤奋好学，以“勤”、“恒”两字激励自己，教育子侄。渭“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事事松弛。”他抓住一切读书的机会不放松，死前一日犹手不释卷。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一二条规矩，它们是。     

人生“三贵”

曾国藩是晚清末年的“中兴四大名臣”，他一生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大儒。曾国藩读了一辈子书，在读书上是非常有心得的。在曾国藩的家书中，     

留美幼童若干史实考证

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的群体，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史有定论，毋庸赘述。然而，在具体史实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准确甚至讹误的内容。基于史料对文祥去世是否耽搁幼童留美，幼童留美获批的曲折过程和曾国藩的最后一份奏折进行考证。     

“香梨女神”千里援疆救香梨

<正>人物名片楼兵干，民进会员，民进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支部原主委。浙江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研究员，塔里木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援疆）。中组部第九、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浙江省“成绩突出科技特派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全国植物检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海关植物检疫及外来生物防控领域特聘专家，农业农村部指定梨火疫病鉴定专家，     

曾国藩与赵烈文、周腾虎交往秘事

赵烈文既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和心爱弟子，又是晚年曾国藩无话不谈的朋友。赵烈文能和曾国藩发生交集，就是四姐夫周腾虎（字弢甫，也写作韬甫）推荐的。咸丰十一年（1861）冬天，赵烈文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不久，朝廷命曾国藩举荐人才，曾国藩特别保举了六个人，其中称赵烈文“博览群书，留心时务”，朝廷诏令咨送曾国藩大营录用。     

说些能让人记得的话

谁都喜欢别人恭维自己，即使是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也不能免俗。一次晚饭后，曾国藩将手下的几位幕僚找来聊天。说着说着，大家谈起了当世的英雄豪杰。曾国藩感叹：“若论当世之盖世将才，惟彭玉麟和李鸿章耳，吾不及也。”     

“脂麻通鉴”廷议与廷推

明制,凡朝廷有紧要大政事,诸如立君、继嗣、封爵、边政、国防之类,又或文武大臣缺员,必令廷臣会议,然后请旨定夺。关于事项得失可否的讨论,称为廷议;关于人事升补的拟请,则谓之“廷推”。借用现代语言,大约也可称作先“民主”,后“集中”,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自然,仅仅是借用而已。     

曾国荃为什么落个贪官的骂名？

曾国荃（1824—1890）是曾国藩的胞弟，字沅甫。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呼“九帅”。曾国荃五岁即入其父所执教之私塾，十七岁进京在曾国藩身边学习，从小颇受乃兄之影响，《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后又师从湘军统帅、大儒罗泽南。湖湘文化独特的理学传统和经世风气，以及曾国藩的言传身教，都对曾国荃政治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极大作用。曾国荃“自谓是笃实一路人”，把治国经邦作为人生追求。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意，咸丰二年，仅举优贡。     

编余琐记

易名先生钩稽史料,说明赵风子、刘七这两位农民起义将领,在兵败之后确已牺牲。这是讲的史实。而毛泽东说,“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只是一种推测,其中包含着本人的愿望与感情。爱之而不欲其死,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在现代革命史上,被     

画梅将军彭玉麟

彭玉麟是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大清“中兴四大名臣”，他是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等。他曾六次辞去高官，为世所罕见。     

对上怠工的“妙招儿”

有种现象也算是个老毛病 了，这就是“上下一般 粗”：上面一个政策下来，他既不“消化”，也不“加工”，就直筒筒地往下“贯彻”。而从传媒的报道中不难看出，时至今日，这种毛病在一些地方好像并无改观。 比如“退耕还林”。这是改善生态环境的紧迫任务，也是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大好事，但有的地区却将试点平均分配到各乡各村及农户，致使该退的坡耕地退不下来，不该退的基本农田却退了回去；有的地方则将有灌溉条件的耕地和土壤条件较好的缓坡耕地也纳入试点一次退耕，形成了不少“全退户”，致使有的农民失去了基本口粮。如此不讲计…     

信访工作的五大怪圈

怪圈之一：基层不能解决的·信访还由基层来解决。现实的情况是，各级的“信访办”还是“转办办”，对基层的信访既不解决，也不解释，接访、登记、层层签批是其主要的责任。信访件“刷游”一圈后，又回到了基层单位，回到了最初信访的地方，还是由基层来解决。群众要向上信访，无非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基层不解决问题；二是基层不按政策解决问题；     

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以英美国家的百年实践为例

与中国将社区置于国家政治版图的重要位置不同，西方国家大多时间将社区定位为“与国家相对的私域”。但是以“国家无涉”或“社区自治”来概括西方社区治理，则过于简单且有违史实。完成工业化的一百多年来，在工业化、战争和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社区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拥抱社会”和“接受国家”的“二阶转型”,这为国家干预社区提供了基础。英美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经历了“国家无涉-积极介入-策略后撤”的转变，体现出国家合法性转译的过程；英美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以确保其社会基本面不受冲击为首要目标，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发挥着强力守卫的功能，力图扼住“国家主义”的龙头。受经济理性支配，西方国家期望社区为经济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不解决其所处的经济结构根源问题；社区治理只能被狭隘地局限于消费主义的选择领域，面临结构性难题。必须明确，社区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应当将社区治理纳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     

王闺运的官运

官做到一定程度，说起话来常常是很温吞的。曾国藩官做得大，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但他有句话比较猛：“不信书，信运气。”曾国藩是科举举仕，为什么又说官场当官是靠运气呢？     

浅议公务员形象与礼仪修养

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崇尚知书达理、彬彬有礼的言行。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孟子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荀子说，“人无礼而不生，事无礼而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胡锦涛总书记阐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     

对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性质的历史考察

对中央红军长征的性质,有人认为长征是“溃退”或“逃跑”,这显然是不能成立也不能接受的,目前史学界大多数人已接受“战略转移”之说。但笔者认为,笼统地将之称为战略转移是值得商榷的。准确地分析,以湘黔边转兵为界,应将其性质划分为两个阶段:转兵前称之为战略退却更符合实际;而转兵后则适宜称作战略转移。     

“不好说话”干部之辩

有些领导把政令不畅归咎于一些“不好说话”的干部，对言不听、计不从的干部冠之以“不好说话”，借口“不换思想则换人”，动不动进行组织处理，结果贻害无穷。何谓“不好说话”的干部，笔者认为有正反两种之分：一种是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不循私情，严格按原则办事，对某些领导来说，这是“不好说话”的干部；另一种是不听党的话，专听某些领导的话，只唯上，不唯实，办事看来头，说话见风头，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颐指气使。对某些领导来说，这是“好说话”的干部，其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好说话的干部。因此，对“不好说话”的干部要…     

论中国近代史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运用中国近代史，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本文主要通过从帝国主义对华掠夺史实中，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和罪恶的发家史；从中华民族顽强抗争史实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志士仁人探索救国救民的史实中．进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教育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史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中兴名臣丁宝桢

清朝同治、光绪两朝，曾有过短暂的改革时期，也曾给受尽列强欺凌、掠夺而奄奄一息的满清帝国带来些许光明和希望，这时期史称“同、光中兴”。对于当时的所谓中兴四大名臣，有多种说法，光绪朝礼部尚书李端棻则认为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4入。     

“糊涂官”要不得

清朝国库规章井然，无论酷暑还是严冬，库兵进出均须裸体。出库时，在堂官面前还得平伸两臂，以示肋下无物；张嘴开舌，表明口内空空。采用这种手段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库银被盗。可是，到了清末，每年还是有巨额银子不翼而飞。——库兵们想出了用肛门夹带银子的办法。一年时间，每人可带出三、四万甚至十几万两。户部官员视而不见，对库兵有没有裸体，伸未伸臂膀查得还是挺认真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糊涂官”，招商引资干得十分卖力，开口只问吸收外资的金额，不问利率高低；只问进口设备的台数，不同新旧；只同引进的专有技术的项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