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缆武夷,梦里绿茵终成真——项南对武夷山景区建设的贡献

“崇安有两大财富要妥加保护” 1980年10月21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在武夷山管理局召开建阳地委、崇安县委和管理局有关领导会议。项南深情地说,崇安有两大财富:一是精神财富,有历代名人柳永、胡安国、刘子羽、朱熹,又是重点革命老区;二是自然风光财富,是全国少有的风景名胜区。1983年11月3日,项南陪同李先念主席考察武夷山。在武夷官的大道上,项南面对大王峰深情地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优,武夷奇秀显优并存,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很好地妥加保护,不能在我们这一代遭到破坏,要把武夷山风景区保护得更加美好。”     

王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四明朱子学及其格致论

南宋末年的四明朱子学以朱熹后学黄震、王应麟、史蒙卿为代表。他们继承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并且不墨守朱熹的学术思想。重要的是，曾经是朱子学兴盛的四明地区，明中叶又出现了与之对立的阳明学，而他们的对立，主要在于对《大学》“格物致知”的不同诠释。     

朱熹的“推类”思想简论

朱熹“格物”，并非是仅以此来“尽穷天下之理”，因此他强调“推类”。朱熹“推类”思想来源于二程，又对其依据与操作进行了论述。依照这一思想方法，朱熹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运用直观的类比推理，获得了不少科学知识。同时，由于这一方法的尚未完备，因而也存在一些差错。     

何为颜子克己？——理解朱陆异同的一个新视角

朱熹与陆九渊对“颜回克己”的诠释大相径庭，朱熹认为颜子克己是克胜“声色利欲”，强调克私欲；陆九渊却主张克除个人知见，认为颜子克己是克私意。朱熹在天理人欲之间，论克胜私欲的仁学工夫；陆九渊则对理欲之辨不以为然，而以“天德己见之进退”论克己；朱熹强调克己与明理工夫配合，陆九渊却提倡易简工夫，要学者超拔“私意陷溺”。朱陆围绕“颜回克己”的不同诠说与工夫主张分歧，更爆发为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陆九渊直指朱熹“沉溺私见”，朱熹斥责陆九渊“颜子无己可克”“无意见”之说。由此，“颜回克己”超出单纯的经学诠释向度，在通常所论“朱学陆学之异”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之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外，提供了考察“朱陆异同”学术公案的一个新视角。     

下学上达：朱熹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探究

朱熹的“道德”概念比一般伦理意义之“道德”概念更为复杂：其范围更宽，泛指一切人伦日用之事，并兼具践履意味与形而上学意味。朱熹道德知识不同于西方传统自然科学知识，也不同于西方道德知识论语境下的狭义道德知识。它的最终形态表现为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但就整体而言，它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表现为朱熹对“知”的各种二分（如生知/学知、深知/浅知等）。这种二分，从当代知识论的话语视角，可对接于道德命题之知与道德能力之知的区分。对朱熹而言，不同形态的“知”之间又并非截然二分，而下学上达是达至道德能力之知的基本路径，同时贯穿朱熹道德知识内部所有形态的知识。     

王夫之、吕留良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解读——兼论王夫之《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

明末清初，王夫之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并且认为当时重要的朱子学者吕留良的解读是主见成说，与朱熹《集注》相违背，因而提出批评。然而事实上，吕留良同样是依据朱熹《集注》进行解读，特别强调平时的居敬涵养、慎独省察，讲的是“平生本领”，与王夫之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相一致，以致于他的朱子学研究，后来仍得到王夫之的肯定，从而表明他们在朱子学研究上并无根本的差别，且具有共同的旨趣，而有助于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     

读书三到法

宋入朱熹读书有“三到法”：“要口到、眼到、心到。”朱熹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恩。”他还说过：“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这些读书法，都是非常好的，是我们在读书学习中经常运用的。     

读书三到法

宋入朱熹读书有“三到法”：“要口到、眼到、心到。”朱熹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恩。”他还说过：“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这些读书法，都是非常好的，是我们在读书学习中经常运用的。     

朱熹哲学散论

朱熹在哲学的主题、方法等方面多有创意。文章略述:对"无形而有理"的"太极"本体的探索是朱熹哲学的主题;朱熹哲学的心性论,重视人的本真存在;朱熹哲学的"致知在格物""、即物而穷其理"的认识方法包含有合理的因素。     

朱熹的学问之道探析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在他一生坚持不懈的求学和教学生涯中,朱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为学理念,本文拟对朱熹的学问之道从三个方面做一粗浅的探讨。     

简论朱熹心性动静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 ,朱熹的“天理”、“太极”等范畴是独具一格的。然而 ,天理毕竟是宇宙本体论 ,如何落到心性之中呢 ?心性修养的功夫又何以可能呢 ?这是朱熹必须回答的课题。本文通过对朱熹心性动静思想的梳理 ,试图勾画朱熹思想从天理到心性到修养功夫的轨迹 ,从而吸取锤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有益资源。     

朱熹《中庸章句》对“诚者，天之道也”的诠释 ——兼与《礼记正义·中庸》的比较

对于《中庸》“诚者，天之道也”，朱熹《中庸章句》讲“诚”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讲得是天，《礼记正义·中庸》讲“诚”是天所赋予的人的先天本性，讲的是人，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重要的是，朱熹从他的诠释中引申出对于天道的论述，认为天道之“诚”在于“不二”，即纯而不杂，而且由于“诚”，天能够生生不息，化生万物。同时，朱熹还引申出对于伦理道德的论述，认为“诚”既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又是人的先天本性、圣人之德，并且比“五达道”、“三达德”更为根本。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生态在于人心：朱熹对“致中和”的诠释

《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中庸章句》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其中包含了生态在于人心的思想。这种强调通过人的心性修养，回复本之于天地生物之心的“爱物之心”，“生态之心”，以实现既能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的生存、生活的需要，又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就是朱熹学术思想中所蕴含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领导干部的敬与畏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作为领导干部，做人、做官、做事，必须常怀敬畏之心。     

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对朱子学的阐释及创新

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从中国学术思想有儒道佛三家而将宋明理学划分为程颐、朱熹和陆王三大派入手,深入分析朱熹与程颐在师承、哲学与经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讨论了朱熹的二元哲学以及“理必有对”的思想,分析了朱熹的心学以及与“穷理”的关系,并对朱熹与道家关系作了论证。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或是重要的补充和推进,或是一种纠偏,无疑是重要的学术创新;而且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程朱关系考察之辨析

民国时期,学者较多地关注朱熹与二程之间的学术差异。不少学者认为,程颐与程颢之间存在差异,而朱熹继承程颐之说;又有学者则探讨朱熹与程颐的差异,或是强调朱熹对于程颢学术思想的吸取;冯友兰更是从理学与心学对立的层面上,分别程颢与程颐的学术差异,并将程颐、朱熹归为理学,而与源自程颢的陆王心学并立为两派;钱穆则从心学入手研究朱熹之学,于朱熹与程颢之异中求同,以为朱熹与二程大同小异而一脉相承。民国时期对于程朱关系的梳理,可以成为当今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学术基础。     

盘王腊肉远瓢香

五一长假，踏进新修的石鼓广场，一册呈打开状的巨幅书吸引了我的视线。走近一看，书籍是由大理石精心打磨而成，摊开的书页上，刻着理学宗师朱熹撰写的《衡州石鼓书院记》。广场四周，绿草茵茵，花团锦簇，烘托着广场中心的“七贤碑”。极有艺术质感的两层碑座石上方，韩愈、朱熹、张械、黄勉斋、李宽、李士真、周敦颐这七个为石鼓江山作出贡献的贤士或立或坐。     

论朱熹与清官性格的塑造

清官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主要出现在明清时期.他们基本性格的塑造,来自于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其一,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最大的是理,而不是帝王,清官为了民众与国家的利益,要敢于挑战至高无上的皇权;其二,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强调道德修养,清廉成为清官必尊的操守;其三,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主张爱民如子,为了民众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由此可见,朱熹的传统政治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