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编者按】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问责应有科学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不久前，江西、湖南两地发生的问责官员“复出闹剧”引发公众对官员问责复出制度的质疑。日前，在《法制日报》视点版与搜狐网联合开展的调查中．对“如何看待问责官员复出”进行了深入讨论。回答“你对目前问题官员的问责怎么看”这一问题时。有97．98％被调查者认为，“不满意，很多问责流于形式”。     

官员复出，如何变无序为有序

从2003年开始我国内地首开“问责”之风后，已有上千名官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其中绝大多数在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复出时间过快，而且容易官复原位（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官员级别不变、岗位变化），甚至在复出之前享受与问责前一样的待遇，难怪不少公众和社会舆论把官员问责期间戏称为“带薪休假”。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短波快递

9月全国事故频发多名党政“一把手”被问责 今年9月以来，一批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官员问责风暴”。山西临汾溃坝事故、三鹿“毒奶粉”事件、黑龙江鹤岗火灾、河南登封矿难、深圳歌舞厅火灾等一系列重大事故，致使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学农、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先后引咎辞职，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等官员被免职。短短两周，全国被免职、辞职的高官迭19人之多，其中4名省部级干部被问责，涉及的面积之广、职级之高前所未有。     

考究官员问责制度：误区与对策

“官员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对官员问责制度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把问责制度与引咎辞职相混同、与“打补丁”思想相混同、与“上问下责”相混同等。要通过规范权力授予机制,厘定官员问责的标准,建立监督机制,从而构建有效的问责制度。     

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

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本文拟在分析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官员复出的路径做一探讨。     

制度安排与伦理建构：官员问责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这一举措自2003年启动以来,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法制建设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它还算是政策性,没有形成为一项制度,因而还有不少不足之处,为使官员问责走上制度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善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基于此,本文就从制度安排和伦理建构两个路径选择机制方面,对如何完善官员问责制进行一些论述。     

被问责的官员们

在四川省开展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中，各地不断掀起问责风暴，不断有官员被问责，从而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推向高潮。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初始建构与效能提升

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引咎辞职及其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官员问责已经逐步从个案走向了制度化操作层面。当前,建构制度化的官员问责体系的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完善行政生态环境。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官员问责”

近两年，随着“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龙岗火灾”、“河南登封矿难”等几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一批党政官员被追究责任，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掀起“问责风暴”。“官员问责”事件的发生表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对人民负责的理念．也反映了新时期党执政努力的付出与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     

莫让问责成“公关手段”

当上级震怒、舆论关注时，鉴于形势，严厉问责，已成公关手段。问责，本是鉴于悲剧之沉痛，给死者的祭奠、对生者的安慰。然而，一些涉事官员被问责撤职不满一年就又悄悄复出了。有关统计显示，六年来被免职的官员，除涉及生活作风者外，复出已逾五成。虽然要给犯了错误的官员一个改正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很多免职官员复出得太快了，快得让免职如同儿戏。     

问责“被诽谤”官员都是“耍花腔”？

《南方周末》记者对近年来一系列囚言获罪案件调查后发现，从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山东“高唐文案”，到河南“灵宝帖案”，当事官员被“问责”后，纷纷继续升迁，而被他们追捕的当事人，至今仍生活在恐惧之中。而就整体而言，“地方官员违法成本几乎为零”。     

进入法制化轨道的官员问责——专访中央纪委法规室副主任侯觉非

7月25日，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因处置“6·17”事件不力被免职。钟鸣成为了《规定》颁布后第一位被公开问责的地方官员。作为党委一把手，钟鸣被问责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一切都蕴涵在新近出台的《规定》之中。     

干部也应有“退出”机制

对干部的问责和复出之所以存在争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争论的各方对于问责中的责任有着不同理解。 在中国，官员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党的干部，也是国家的公务员。因此，对于他们的问责，往往很难将行政问责与政治问责区分开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领导干部既是政治体系长期培养的对象，又是高度职业化的官员。除非受到严厉的政治法律处罚，否则很难退出政治体系，尤其是已经获得的政治行政待遇难以被取消。     

官员问责，是不是一场秀？

“问题官员复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有统计显示，从2003年“问责风”兴起，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其中大多数在并不长甚至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或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里，问责制“异化”成了对问题官员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