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特赦制度的几点思考

特赦作为干涉国家司法权运行的国家权,是古今中外普遍通行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手段。但是我国目前特赦制度缺乏具体的规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文章以特赦制度的属性、特赦制度与依法治国和国家纪念日的关系以及对特赦制度实施的构想进行浅议,以求对特赦制度的实行有所裨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赦的传统法文化解析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国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九次特赦。与以往特赦相比较,这次特赦的服刑罪犯范围扩大到了九种,在特赦时机和特赦对象的选定上显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中华法系中的恩赦制度具有宥免刑事处罚、彰显仁恩德政以及贯彻国家统治政策等多重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赦以宪法为治国理政的根本规范,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与民更始、原情议刑、恤刑减罚、赃罪不原等传统法的制度特征。此次特赦显现了德治这一传统法文化内核,充分展示了德法共治原则下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的法文化坚守与制度自信。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完善现代赦免制度

现代赦免制度具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我国当前的赦免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从赦免制度的立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通盘考虑,我们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完善我国的特赦制度进而利用其独特的机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完善现代赦免制度

现代赦免制度具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我国当前的赦免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从赦免制度的立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通盘考虑，我们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完善我国的特赦制度进而利用其独特的机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赦免的践行

对我国特赦制度内容的理解,不应囿于曾经的特赦实践所形成的内容。我国已经有30多年没有实施特赦,是否应当实施对犯罪的赦免,如何实施赦免活动,有必要认真研究。     

对监狱服刑罪犯实行特赦释放的思考——以国庆60周年为契机

我国宪法规定了特赦制度。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特赦取得良好的效果,至今仍为人称道。以史为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宣布对一批被判处刑罚已经执行一定时间、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监狱服刑罪犯实行特赦释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     

关于特赦问题的思考

新中国第一次特赦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形势有利于我国进行第二次特赦,文章阐述了对在建国60年前夕进行特赦的若干思考。     

论被赦免者的意愿在赦免制度中的意义——从美国判例法传统到中国实践

在关于赦免的讨论中,被赦免者的意愿常常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纵观美国判例法发展史,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关于总统特赦的目的是一般福利还是仁慈","特赦的性质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等一系列争议。事实上,这些争议背后隐藏着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性原则——赦免必须能够为被赦免者带来利益,这一原则要求被赦免者的意愿必须被赋予法律意义,因为赦免是否能够带来更佳处境,被赦免者最具有发言权。这一逻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制度要求:一方面,在我国自上而下启动的特赦模式中,未经同意的赦免对于特定被赦免者而言不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应赋予犯罪人或者受其委托的近亲属或律师自下而上申请特赦的权利,并设置相应的渠道和程序。总而言之,赋予被赦免者个人选择以法律意义,意味着现代赦免制度必须在政治目的和人权保障两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     

罪犯释放和安置若干问题研究

罪犯释放和安置是一项严肃的执法工作。尽管目前法律有所规制,但存在不少问题。在释放方面,现行法律对释放的类型规定得不够全面,罪犯释放后凭释放证办理户籍登记已经不合时宜,路费发放缺少制度规范,特赦尚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释放衔接还缺少法律规制。在安置方面,政府帮助安置与时代要求不相吻合,过渡性安置实体数量明显不足,缺少民间性质的回归保护组织,前科报告制度影响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就业。针对罪犯释放和安置存在的问题,亟待从立法层面予以规范,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     

特赦问题研究

赦免,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盛世时赦少,乱世赦多也是历史所证明的。赦多则宽暴徒、伤良民,使国家法令废弛,更有鼓励犯罪之嫌。当今社会,赦免是许多国家弥补法律僵化的重要手段,然而赦免对于法治的违背使人们对赦免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而且赦免存在滥用政治目的的可能。目前,我国关于特赦的立法并不成熟;社会的后续接受能力也有限;老百姓对特赦所产生的危机感更是难以消除。因而在目前情况下不宜进行特赦。     

刑事政策视野下终身监禁制度之检视

终身监禁制度的刑事政策价值在于,基于政治考量的符号功能和在削减死刑罪名进程中的试点效应与过渡角色,这体现了决策者从注重规范实用性向更注重政策实用性的理念转向。终身监禁制度面临诸多困境,试图在死缓考验期内通过重大立功来减刑的现实意义有限,主张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仍可通过重大立功来减刑和暂予监外执行的观点均有违法律的明文规定,唯有特赦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作为特赦实质条件的“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在第八次特赦中,“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首次成为特赦的实质条件.在我国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语境中,也存在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但认识比较混乱.现实社会危险性需要通过客观证据来证明,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判断要将罪犯的现实表现作为判断依据.“现实社会危险性”只能采取封闭式的立法模式,“现实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不宜直接出现在立法文本中.“现实社会危险性”应当包括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以及存在诉讼风险两种情况,但有犯罪记录未必就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特赦中“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含义可表述为:通过客观证明可以证实,服刑罪犯在被释放后,存在继续危害社会、妨碍诉讼等情形的可能性.     

论制度后发优势的实现机制

制度后发优势实现的核心问题,是正式制度模仿、非正式制度模仿及其关系问题。本文认为正式制度是可移植的,但又受到宪法秩序、关联制度、非正式制度等的内在制约。同时,非正式制度内在于传统和历史沉淀,其可模仿性就差得多,但在开放条件下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可能封闭进行。制度模仿的过程,是新的正式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与融合的过程,是引进制度的本土化过程。     

文在寅为何特赦朴槿惠

韩国总统文在寅2021年12月24日决定赦免前总统朴槿惠。自2017年3月朴槿惠因涉嫌亲信千政事件被拘留后,尤其是被最终判刑22年后,有关特赦朴槿惠的话题就一直成为韩国政界、舆论和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内容。此前,文在寅总统借国民意见不统一、还未达成共识为由,一直没有就赦免朴槿惠的话题给予正面回应。那么,此时文在寅为何决定特赦朴槿惠,其政治考量有哪些?     

唐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监察制度在维护国家统治、规范官员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建立、健全监察体制.唐朝建立的一系列监察制度以其御史制度和谏官制度的完备而著称,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监督有着重要启示.     

基于制度关联视角的产业园区制度建设——来自广东的案例分析

广东产业转移园区建设的政策体系设计是一项较为成功、历时较长且影响深远的制度建设探索。通过构建一个制度创新的关联分析框架,从共时关联和历时关联两个维度剖析了广东产业转移园区制度建设中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主级制度与次级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联关系,以及相应的路径依赖和制度转向问题;并提出要适时促进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有效协调、不断完善产业园区制度的次级制度、减少非正式制度在产业园区建设中的消极影响等政策建议。     

哲学视野中的制度本质

哲学视野中的制度在本质上是历史范畴、关系范畴、规范范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制度也发生着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制度有着不同的表现;制度通过中介作用和整合功能使得相关对象之间真正联系起来,并发生相互作用;制度通过强制性的约束,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特定的社会秩序。制度与人、社会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制度既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阶段性和客观性,又随着社会的变化,人的发展,有相当大的主观选择性。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腐败存量特赦之证伪

我国腐败高发,特别是腐败犯罪黑数巨大,腐败存量惊人的现实情况,已严重影响我国反腐斗争的信心和进程,基于此,腐败存量特赦论浮出水面。腐败存量特赦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以交换形式谋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有重大缺陷,在实践上对刑事法治有质的破坏力,违背国际反腐条约的基本精神,损害社会正义和国民的法情感,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治理腐败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零容忍的司法态度。     

简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正当程序理念

正当程序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约束权力的恣意和滥用,从而切实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我国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规范公安机关权力行使,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充分体现了正当程序的价值理念,并通过回避制度、听证制度、告知制度、时效制度和救济制度等使之加以具体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