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民主的现状与未来——从权力结构的视角看拉美民主

拉美民主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迥然不同的回答。从拉美民主的现状来看,政治文化中非民主的成分仍然很大,公民社会发育不健全,公共机构腐败严重、运转不灵,选举缺乏实质意义,政党丧失社会信任,政策导向具有严重的倾向性,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很不确定,权力高度集中于新兴的经济精英手中,权力结构出现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拉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时,拉美的民主尚可保持稳定。一旦经济形势逆转,拉美的民主体制便岌岌可危。     

东亚经济复兴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东亚模式曾经受到广泛赞扬,成为众多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洗礼,东亚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这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风暴中展示出的一些优势,是抵御冲击的有效措施.因此,有必要再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特征,探讨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构建以及目前面临的能源和通货膨胀新挑战,为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探索新途径.     

拉美的发展思想与社会政策模式的演变

拉美是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地区,究其原因,与其发展思想及社会政策模式的偏颇和漏失不无关系。拉美的发展思想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结构主义的演变过程,相应地,其社会政策模式也经历了从国家计划型社会政策模式到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模式的演变。但显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拉美对社会公正的认识是有限的,因此,其社会政策模式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纠正社会不公现象。在经历了200多年的"不公正的发展"之后,尤其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在不断地反思和总结其发展的教训,积极探索和寻求新的社会政策模式,以期实现社会公正的共同诉求。     

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

21世纪初的拉美新一轮左翼政治浪潮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在拉美的霸权和主导地位的一次强烈回应。左翼政府提出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两种替代发展方案。前者较为温和务实,对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优缺点都有所承认,尊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大胆而激进,试图找到一条能彻底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两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实践:经济领域以国有化、土地改革、价格控制、外汇管制为主;社会领域以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社会救助和扩大公民权为重心;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则倡导独立自主意识,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拉美一体化。总体来看,拉美左翼政府的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重视国家作用,将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作为政府首要议程,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及财产、权力再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收入,政策调整的基础薄弱而不稳。拉美左翼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     

俄罗斯与东亚法治发展模式之比较——以不同文化模式为背景的视角

俄罗斯与东亚诸国同为后发展国家,现代法治发展模式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东亚法治是一种成功的具有积极典范意义的后发外生型法治,对于俄罗斯这样的法治现代化之路较为曲折的国家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作用.俄罗斯与东亚法治发展均以现代化为背景,除了在发展时间上不同外,主要的差别在于两种法治发展模式的背后是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在法治进程中,对待本土文化的不同态度造就了各自发展之路的差异.通过对外来文化对东亚与俄罗斯的法治发展模式影响的程度与方式的比较,可以为广大非西方国家法治发展中如何使本国实际与外来文明结合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参照.     

拉美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经济与社会成效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普遍向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型,强调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拉美地区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都有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呈较大幅度的上升.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引发甚至加剧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稳定.与拉美相似,中国也经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发展模式的调整过程,当前经济具有较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本文通过分析拉关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经济成效和社会成效,总结其近30年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结构理论、地理政治与大战略

本文认为,当今大战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深受结构理论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当今大战略研究一般都是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尽管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都可以作为干扰性变量,但这些变量并不影响到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本文指出,以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当代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运行环境的潜在含义,而对此种相互作用的探讨可在很大程度上向人们提示以其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地理政治视角对大战略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     

经济视角下的软权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当前国内外对软权力的探讨方兴未艾,反映出软权力正呼应了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目前的软权力研究与应用更多地侧重于文化、政治价值观与外交政策层面,对经济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论述较少。在现实条件下,经济因素正成为软权力的重要来源。近年来中国得益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方面拥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经验。经济实力演变成为软权力,为新兴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也对中国构建和谐的内外环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新冷战”与中俄美三边关系——身份、国际权力结构与国内进程

本文从国际权力结构的身份确认、加入方式和与国际体系内其它国家的关系入手，认为俄美近年来的对抗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不同层次上，不构成“新冷战”，不构成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替代性挑战。中俄联盟的可能性极小。国际制度安排、国际金融危机在更高层次上限制着俄美冲突的性质和范围。中国崛起比所谓“新冷战”有着更大的时代意义和体系影响。     

经济自由与非传统安全——基于拉丁美洲经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美国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于是西方国家把其当作发展经济的“药方”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拉美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拉美国家迎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数年之后它们纷纷爆发了金融危机。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使拉美国家的经济体制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也为拉美国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是近些年来逐渐在国际政治学界和国际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它主要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风险也随之加大。在经济安全方面,国际行为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施加干预和影响的工具。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982年墨西哥爆发的债务危机加以干涉。社会安全包括政局动荡、犯罪、人权、道德、人民健康等问题。在社会安全方面,在西方国家的干预下,拉美国家进行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其结果是,失业人数大增,价格剧烈波动,劳动者实际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作者认为,拉美国家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惨痛教训给中国的启示是,中国的改革不能照搬新自由主义模式,应处理好经济自由与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以防范非传统安全的隐患。     

发展中的东亚经济合作

东亚地区不断发展的经济合作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东亚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合作 ,需要实现认识、战略和政策的根本转变 ,使之逐步形成具有东亚自身特色的合作模式。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力量辨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但是,过去由日本主导或作为“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中国的腾飞已荡然无存,东亚在经济合作中主导力量缺位。谁又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领导的作用?当前,中日尚不可能,东盟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可发挥统招者的作用。东亚各国以及其他参与国亦惟有借助于东盟这个主导平台,才能更好、更快、更顺利地走向区域经济合作和奔向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光明大路。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管窥

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受到多种经济理论的影响。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不平衡性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理论的抉择采取现实和务实的做法。实践表明,东南亚国家政府在制定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与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多种理论的混合运用。     

对拉美国家经济与社会不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拉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有深刻的理论根源。拉美本土发展理论或自身有严重缺陷,或没有随历史条件的变化实现创新,不断被实践所抛弃。拉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在相当长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由源于欧美国家的理论所主导。理论与实践缺乏有机结合,以及由此造成的发展观念的缺陷,加剧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在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上,不仅最初的理论设想和最终的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矛盾,而且经济改革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发展实践之间也存在矛盾。     

拉美的资本主义:转型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过去30年中,与预期相悖,拉美经济表现不佳,多种结构性缺陷正在加深.尽管该地区近期出现了出口商品繁荣,但过去20年(1986～2006)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8%,几乎落后于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新自由主义改革未能激发出预期的增长水平,而且几乎未能改变拉美一贯严重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     

拉美和东亚利用外资的比较

自 60年代起 ,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上是由外资带动的 ;在拉美 ,外资同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初级阶段 ,拉美国家希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满足进口替代对资本和技术的需求 ,东亚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吸引外资。拉美和东亚利用外资的特点 :两个地区不时受到起伏不定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除六七十年代的拉美国有化运动以外 ,两个地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基本上是宽松和开放的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的刺激性优惠也基本相同 ;外资对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 ) ;自 80年代起 ,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拉美和东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短期资本的流入量也相当可观。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 ,东亚和拉美的产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表现为“雁阵模式”和“后院模式”。作者分别就这两种模式在产业结构中发生的变化作了比较研究。     

新自由主义、东亚模式与经济发展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的分歧主要是新自由主义与东亚模式之争,前者执著于静态的比较优势,后者迷信于威权政治。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扩散效应与产业转移,促进本国技术进步,改善贸易条件,节约技术开发的资金与时间,但对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来说,后发优势递减,技术引进日益困难,自由贸易将导致长期的贸易条件恶化;权威政府则由于社会资本的消蚀,民主法制的不健全,也产生了严重失灵现象,并进一步加剧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使东亚模式已不可持续。只有在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制约政府失灵的基础上,通过有限贸易保护和积极的产业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后发国家才能改善本国贸易条件,加速工业化的发展。     

中日韩东亚共同体构想指导思想比较

中日韩对建立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后,各界对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并不乐观。从各国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指导思想上看,日本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应对中国崛起,提高本国在东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韩国是为了摆脱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三明治"地位;而中国更多地从"和谐世界"理念出发,为本国的发展创造和平的环境。尽管中日韩对东亚共同体的意义和作用有深刻认识,但三国指导思想的相互矛盾影响了三国的切实合作,同时,现存的领土问题、主导权之争、美国因素等都是现实障碍。因此,处理好中日韩与美日韩的关系,加强中日韩合作是推动东亚共同体获得进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