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惨案”的犯罪人心理分析

几个月前的"校园惨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在悲伤之余纷纷探寻事件背后深层原因。大部分人认为社会的不公平、制度的不完善、贫富差距的过大,加上媒体的负面报道导致犯罪的传染效应是"校园惨案"在短时期内连续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然而,通过对这几起事件,特别是对几个作案人的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心理问题,性格的缺陷、道德和信仰的缺失,以及"中年危机"给他们原本窘迫生活的负面冲击才是他们做出如此灭绝人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无房、情变、失业、生病等生活上的"挫折"、"困难"只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     

突发性群体事件应对中的道德危机及其治理

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德危机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中引入道德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     

利益矛盾向群体性事件演化的一般进路——以正式控制机制为视角的发生学分析

"过程性"而非"突发性"是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这种"过程性"所体现的是作为"始发点"的利益矛盾在时间维度上向群体性事件演进的过程。该演进过程同时是一个逻辑上可能依次历经矛盾发现机制、解决机制、预警稳控机制和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若正式控制机制运转不良,利益矛盾或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控制,则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或再次复发。依此检视我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实际,则可得出:各正式控制机制存在问题、控制效果不理想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提升公权力公信力与防范群体性事件是正向关系

一、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的实质2008年9月的《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件,2005年上升为8.7万件,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不难理解,群体性事件并不是2008年才出现的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数起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事件如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出租车罢运事件、深圳对讲机砸人事件、东莞劳资纠纷事件的发生,却让这一年成为特殊的年份。瓮安及其它群体性事件暴露出:     

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

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中,针对肇事者颜某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虐童行为,一种主张"重判"颜某的司法舆论成了该事件中的倾向性舆论。在权利社会中,道德权利是一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权利形态。在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道德权利"泛法律化"现象的出现。在司法实践层面,针对道德权利诉求,司法应该保持一种"克制"姿态。在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层面,对道德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迫切地需要建构相关的道德权利纠纷解决机制。而在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面对社会舆论当中的道德权利诉求,中国司法要防止陷入到"从‘司法舆论’到‘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     

从"范跑跑事件"看权利的限度

法治的发展促进了权利思维的普遍化,用权利话语思考社会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常态.这可在"范跑跑"事件中体现出来."范跑跑"事件存在"权利论"和"道德论"两种观点.但是,从权利的根本属性来看,范美忠的行为既是权利的,但又不完全是权利的;既是道德的,但又不完全是道德的.权利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实现社会合作的基本要求.权利的享...     

对“信仰型“群体事件发生的心理机制和对策思考

近年来,群体事件的目的、人员构成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仰型"群体事件发生的规模、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已经越来越值得关注.要想及时有效地控制和疏导"信仰型"群体事件,维护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认真研究引发"信仰型"群体事件的深层社会心理原因,以及事件过程中的心理机制.     

道德缺失背景下的道德法律化探究

近年来,随着小悦悦事件、虐童事件等一系列恶性社会事件的出现,关于道德滑坡、道德缺失等观点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怎样挽救国民的道德水平,重建道德体系也随之成为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呼吁将道德法律化,用严刑峻法来挽救道德的呼声比较高涨.从道德的特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以及公民道德形成的规律来看,道德法律化确有其必要性.且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分析,也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但造成道德滑坡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法律空白只是其中的一点,因此,道德法律化并不能最终有效解决道德滑坡的局面.反而过分地强调法律会扼杀道德的生存空间.只有将道德法律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平衡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达到预期的目的.     

谈谈“法轮功”的社会基础

文章从信仰危机、信任危机、道德危机、教育危机和社会保障体系危机五个方面,阐述了"法轮功"事件的社会基础.     

关于见义勇为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随着诸多"见死不救"事件的出现,使得"见义勇为"与"见死不救"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且引发了人们关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能否将"见死不救"入罪的提法也备受各方关注和争议。"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原本都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可以通过立法来奖励"见义勇为",但法不能将道德推向极致——不能将"见死不救"设定为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