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机构组织要素失衡对规制行为的负面影响

规制机构的组织目标、权责分配、经费来源、决策机制等组织要素的比例失衡对规制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规制机构的部门利益目标化和法定化、规制自由裁量行为的泛滥、规制机构的设租和寻租行为、规制行为的地方保护主义、规制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独立性等方面。     

美国规制改革与产业振兴

美国的微观经济规制改革及政府规制政策的变迁 ,对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企业的竞争力及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经济规制政策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对我国规制理论的研究 ,以及建立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规制政策 ,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有好处吗——对波特假说的一个检验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受环境污染的企业有负面影响,但波特(假说)宣称受污染的企业能从环境政策中受益,因为设计良好的环境规制能通过提高生产率或增加产品价值来激励创新,实现个体利益,最终环境规制能使社会和被规制企业都受益。波特假说被政策制定者和通俗刊物所接受,但受到部分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在本文中,Ambec和Barla列举了这场争论中的主要观点,展示了波特假说的理论基础,进而对迄今为止经济学领域一些适用的经验性证据进行评价。     

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及异质性检验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很多企业利润率很低且面临技术升级能力不足的困境,同时制造业的高污染给中国环境治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基于12679家出口企业的筛选数据,采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分析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东中西部以及各行业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是否出口,出口额呈倒U型影响,对西部企业呈正U型影响,总体来看环境规制的提升对出口呈现正向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东中西部企业皆呈现正向影响;隐性环境规制对东中西部企业出口产生不同影响,整体来说与企业出口决策呈现负相关,与企业出口强度提升呈现正相关。在引入行业环境规制后,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对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产生了负向作用,对其他类型的企业呈正向作用。政府需要考虑环境规制政策在地区和行业间的实施效果差异,组合使用各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企业出口提升的双赢目标。     

英国电信业改革中的政府规制

英国是欧美等国家中电信业改革的先锋,其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政府电信政策特别是管制政策的正确选择。从政企不分到“双寡头垄断”再过渡到全面竞争,逐渐放开市场、鼓励竞争,同时,通过对市场进入、价格(资费)、互连互通和普遍服务等方面的管制,来促进电信市场的发展,提高了本国电信企业的竞争力。本文就英国政府对电信行业改革的规制政策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英国政府对电信行业改革所采取的规制政策的经验。     

公法视野中的惩罚性赔偿

晚近"放松规制"的规制改革思潮影响到我国行政监管政策的制定。惩罚性赔偿因其具有对违法行为的一般威慑与特别威慑、私人协助执法等事中事后规制功能,而日益受到监管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惩罚性赔偿具有合作治理中多要素参与、司法承担规制职能等特点,是法实效性保障的重要制度。惩罚性赔偿实体上可以整合多种经济责任,其诉讼程序也应与行政程序衔接实现违法行为的全过程监管。惩罚性赔偿制度兼具公益与私益属性,理应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合理分配赔偿金,以弥补国家作为公益责任主体的经济损失。惩罚性赔偿应当接受效能原则、比例原则、一事不二罚原则的约束和规范,避免误入"公法遁入私法"的歧途。     

垄断行业规制改革: 理论依据行业经验和政策选择简

我国政府规制改革要在放松经济性政府规制的同时,加强社会性规制。本文对我国深化政府规制改革的理论依据,规制经济学对自然垄断识别的理论发展,及其对自然垄断规制变革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运用可竞争市场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对我国政府规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刍议

我国竞争法主要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两大类,它们承担着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和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规制的双重任务。由于存在某些漏洞,今后还需对我国竞争法再作进一步的完善。     

垄断行业规制改革:理论依据行业经验和政策选择

我国政府规制改革要在放松经济性政府规制的同时,加强社会性规制。本文对我国深化政府规制改革的理论依据,规制经济学对自然垄断识别的理论发展,及其对自然垄断规制变革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运用可竞争市场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对我国政府规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简论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

威尔逊以规制成本与收益的分布为主要依据,将规制政治分为四种类型。他认为,在规制研究中经济利益和理念都是不可或缺的变量,因为它们都会直接影响规制政策的形成。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为解释多种规制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但理论中的制度制约等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中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之比较

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的基础。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日本政府于 196 3年制订了《中小企业基本法》 ,以解决战后复兴时期“高速增长的大企业与落后的中小企业的经济双重结构”矛盾 ,扩大中小企业规划 ,促进其设备现代化。依据《基本法》确定的方针 ,又相继制订了一系列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 ,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日本中小企业的活力。借鉴日本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加快立法 ,以促进和实现我国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政策建议

加入WTO是中国融入世界主流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战略举措 ,必将开创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局面。政府如何充分利用入世这个契机 ,在政策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界和企业的智慧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分析了“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一些政策阻碍 ,并从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民工荒”问题新思考

在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竟然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虽出人意料,但又有其制度因素、企业因素、农民工自身及支农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一现象,结果显示:转变政府职能、企业进行转型或转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是缓解“民工荒”问题的重要举措。     

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举措

联邦德国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与竞争 ,为其国民经济带来了活力和效率。与此同时 ,中小企业又有许多大企业没有的困难。为此 ,德国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政策及措施。德国中小企业政策涉及诸多领域 ,举措分为直接扶持和间接扶持两种方式 ,本文重点介绍形式多样的直接扶持方式。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中小企业法律界定标准初探

如何从法律上界定中小企业 ,直接关系到我国对中小企业实施保护和扶持政策的确立。根据我国的国情 ,从就业人数和资产总额两个方面来界定中小企业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     

中央企业进一步战略性重组的推进机制

中央企业进一步战略性重组，事关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涉及各主体的利益调整，需要国家制定和执行相关的政策措施来推动。本文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理顺民间资本参与中央企业重组的途径、妥善安置职工、运用财税政策和有效促进债务重组等方面论述了中央企业重组的支持机制；从颁布实施《反垄断法》、产业安全规制、国有资产交易规则和运用产业政策规范资源重组等方面阐述了中央企业重组的规制机制。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近几年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比较迅速,但是中小企业目前所面临的难题也很多,尤其与大型企业相比,其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欠佳。要改变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和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发展,除了企业加强自身能力外,社会尤其是政府应当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各方面给予中小企业提供帮助,使我国中小企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浅谈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可分为内、外因两方面:在内部因素中,首先要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其次,从产品的管理入手,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质量和数量,创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外部因素中,企业要适应不同的竞争环境,随时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认真研究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保持企业经营活动的规范性。     

帮扶小微企业走出发展困境的对策

2012年,中国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此形势下,小微企业之于中国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前,小微企业正面临许多发展中的困境,如不断高涨的生产成本、融资难、招工难、税负偏重、市场准入门槛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并监督检查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完善融资服务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打造小微企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改善优化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完善结构性减税措施;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