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律师在场权"立法的几点思考

律师在场权作为刑事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但该项权利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现阶段在我国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还存在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较差、现有的律师资源不足、律师的权利保障不力、法律援助落实困难、看守所不中立等诸多不利因素。针对这种实际,建立我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只能规定特定的案件适用范围,并赋予律师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应有具体的程序保障和行之有效的律师在场权开始时间,同时,还必须有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律师刑事豁免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的跟进。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是刑事诉讼中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对证人作证义务的补充和限制。赋予特定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是为了克服片面强调证人作证义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免除特定证人的作证义务远比国家强迫其作证从而获得个别的司法公正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在我国确立证人免证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着现实的可行性,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制度。     

小议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准备性权利,为律师权的核心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实施情况却是难以令人满意,辩护律师取证几乎无证据可查,调查取证权实为空说。为突破以上瓶颈,新《律师法》作出新规定,目的是落实辩护律师的核心权利,实现控辩双方权益均衡,但或种种因素,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仍存在大量问题,调查取证权难以落实。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对策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身份;增设取证时的录音、录像权,强化被调查人、证人的配合义务;补充申请调查取证的救济程序。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问题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是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为主体而构建起来的,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并未介入审前程序之中,这就造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审前程序中一系列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审前羁押率居高不下等问题。针对审前程序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从我国审前程序的诉讼构造问题出发,结合犯罪嫌疑人羁押场所机构、职能的独立性要求以及逮捕与羁押二者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简单分析,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问题的成因、羁押场所面临的问题、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的救济措施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思考。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之检思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刑事被告妥速审判权。从法律规定及适用的情况看,"速审法"的主要进步在于:提高了民众的速审权意识,限制了未决羁押的期限,治理诉讼迟延初具成效;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治理方向避重就轻,保护范围狭窄,忽略侵害速审权关键因素,"减刑救济"的认定和适用存在争议,"限制上诉"措施不当地剥夺了检察官的上诉权。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的进步与不足启发我们:应将迅速审判权作为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尽可能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妨碍迅速审判的各类问题,合理界定速审权的适用期间,建立合理的审查标准,建立多元的速审权救济体系。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性质和理论基础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承租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承租人优先购买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广为运用。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体现了立法者对房屋交易中出租人、承租人和第三方买受人的利益的权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请求权,其存在的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中稳定、效率和公平等价值。     

行政公诉权本质探究

行政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主体损害或危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在无人起诉或当事人无法起诉等情况下，代表国家将该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力。界定行政公诉权的实质就是对行政公诉权的本质特征、基本内容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行政公诉权价值功能的准确把握。可以说，不论是行政公诉权理论基础，还是行政公诉权制度建构等问题，均有赖于行政公诉权概念的科学界定。     

从恩惠到权利:纳税人社会保障权的证成

国家征税的正当性在于为公众提供福利,纳税人拥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经历了一个从偶然的施舍到权利,从应然权利到法定权利,再到现实权利的演变过程.目前,社会保障权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项基本人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并为多数国家宪法所认可,已具体化为一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国家应积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利用立法、行政、司法的一切手段来促进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建设工程价款相关权利人的权利冲突及平衡问题思考

承包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买受人的权利、按揭贷款担保权人的权利在实践中极易冲突且难以判断，文章对三者的权利冲突与平衡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诉法修改背景下辩护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重要途径,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备受关注,其改革和完善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侦查阶段辩护人地位、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等老生常谈问题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中孕育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本次修改基本上做到了与《律师法》相关内容的衔接,有利于突破刑事辩护在现实中的瓶颈,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民主和进步。     

关于强制性侦查措施异议机制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有力措施，但同时它也最容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侵害。在当事人遭受强制措施的侵害之后，如何及时挽救被侵害人的权利，恢复当事人的利益、保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人权，是刑事诉讼制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采取强制措施者对强制措施提起异议的权利，特别是侦查阶段强制措施适用较少受到制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异议机制。     

论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制度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 ,国外普遍确立了刑事管辖权异议的制度 ,而我国的刑事管辖权异议在立法和司法中都处于缺失的状态。由于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刑事诉讼诉权的体现 ,是获得公平审判权利的重要保障 ,有助于法院裁判权的确定和实现。因此 ,我国应当确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我国刑事管辖权异议的确立 ,应当从基本原则和具体程序上规范 ,形成一套独立的裁判体系 ,当然我们对该制度在我国实施的障碍和配套措施的建立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在我国民法典中的确立及其地位

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基础为人格权。个人信息具有独立的属性和价值，不能为其他具体人格权客体所概括，与一般人格利益相比具有特殊性并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类别。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崭新的具体人格权，是信息时代民法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个人信息保护应当在民法典人格权法编的一般规定中加以明确，个人信息权应当在人格权法编中独立成章。     

以正当程序理念构建中国的刑事侦查制度

正当程序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理念和宪法性准则,正在逐步成为各国构建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共同的价值取向。正当程序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因此正当程序的理念渗透在英美国家刑事侦查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中。最主要的体现是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及广泛的律师参与权等方面。考察我国有关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与正当程序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对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制度的正当化改造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完善侦查监督体系,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保障,实行逮捕和审前羁押相分离,以及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等方面,理应成为构建中国刑事侦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     

派出所侦查权的历史演变及原因分析

不同的历史时期,关于派出所是否具有侦查权以及其所具有的侦查权的范围的规定是不同的。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公安机关所面临的任务等具有密切的关系,立法者和决策者需要及时变更并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之能够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研究派出所侦查权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对于理顺所队关系、完善刑侦体制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思考

加强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而上诉权是维护被害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强了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赋予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一些诉讼权利,但并未赋予其作为当事人最为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上诉权,从而影响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和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     

Community Consultation in Victorian Local Government: A Case of Mixing Metaphors?

This article draws on a three-yea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 investigating how community consultation is practised by Victorian councils,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multiple publics and groups that councils can find 'hard to reach'.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consultation documents, this article looks at councils'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consultation and underlying assumptions, the expected outcomes and how this is translated into guidance for practice.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councils aim to consult to provide a range of outcome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clarity about how to choose and use the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consultation tool(s) and public(s) to facilitate these. Councils are also unclear about how the outcomes of consultation feed into existing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for democratic legitimacy. This is in par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onceptual tensions around consult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re apparent not so much by virtue of what is said about them, but of what is not said. The article begins by outlining the conceptual and definition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consultation using typologi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We investigate how typologies inform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s developed by councils and in how far they support practice. We then address the need to involve multiple publics and the vexed issue of who is hard to reach and why they should be consulted.     

浅谈命案现场外来血迹的发现与识别

现代DNA分析技术已经成为刑事技术领域比对认定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在此条件下,及时发现与识别命案现场血迹,特别是外来血迹,就成为侦破案件过程中及时查缉嫌疑人的关键环节之一。勘验工作中对现场反常血迹、作案工具或防卫工具上附着血迹,以及对现场血迹形态与分布进行分析筛选,有利于对犯罪行为过程的重现。     

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价值与发展趋势

公众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实践中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丰富多彩，其中蕴含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价值。我国公众参与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公众参与在公共决策中的应用应当实现效率与民主价值的恰当平衡。在执政党、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推动下，公众参与在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