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南庄生死薄——山西“三·二二”事故中的死者与生者

4月1日,山西吕梁地区的气温骤降10度左右,乌云低垂,冷雨透骨。 孟南庄煤矿“3·22”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难的一批陕西籍矿工的家属们,仍然滞留在介休市西关旅社,等待处理亲人的善后事宜。 死亡72人的孟南庄瓦斯爆炸事故,再次引起社会舆论对我国重大矿难事故频发     

非法集资成不治之症?

尽管国家屡出重拳打击,但非法集资犹如不治之症,几度死灰复燃。原因何在呢? 就在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将民间“会”、“社”认定为非法集资的形式之一,列入打击范围时,在江苏省通州市街头,每当傍晚五六点钟,仍常听到这样的招呼声:你去“打会”?你也去“打会”?当地的金乐、东社等乡村也是如此。据说,“打会”已在当地变成牟取暴利的工具。     

切尔诺贝利的悲伤

正01.位于前苏联"能源之城"普里皮亚季(Pripyat)的四号反应堆,直到爆炸事故发生时这里还居住着将近5万平民。预算即将花费8.7亿欧元的巨大石棺将沉睡的恶魔封印起来,但当地的辐射强度仍达到每小时744毫伦琴,远远高出安全值20毫伦琴的水平。图为一位穿防化服的工作人员在第四反应堆前的空地前走过。"自从我出生之后,我们村里就没有任何男孩或女孩出生了。我是唯一的一个。医生说不能把我生下来。我没有兄弟姊妹,我想要有一个。你可以告诉我吗?我为什么不应该被生下来?那我该去哪里?高高的在天上吗?还是在别的星球?"独立新闻人出身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中引用了这稚嫩的     

解密南丹人祸——告诉你一个真实和全面的南丹事故

从今年开始,每年的6月将是“全国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也将拉开帷幕。 从过去的“安全周”,到今年启动的“安全月”,人们对“责任重于泰山”这句话会有更深的体会。 我们心里,百感交集。 我们又一次想到了南丹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肯定:广西南丹县在去年“7·17”事故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类似的严重伤亡事故; 我们可以肯定:南丹“7·17”事故不是一起偶然事故,而是当地长期政商勾结、黑白合流、草菅人命的必然结果; 我们可以肯定:假如没有勇敢正义的新闻媒体工作者的介入,这一事故很可能会被黑心的官员和企业主所隐瞒; 我们可以肯定:假如不能革除官吏腐败、监督不力、市场秩序混乱的社会弊病,我们也就不可能消除类似事故的巨大隐忧。 在临近南丹事故一周年之际,我们推出这篇由本刊特约记者耗时半年做出的、关于南丹事故内幕的特别报道。我们谨以此文悼念81位死难者的在天之灵,并祝愿中国所有的矿区,不再遭遇类似南丹的“人祸”！     

双周·锐评

女性的尊严只值1元? 一个明显有变态心理的男人李辉,为了确保女友“贞操”,竟锁住她的阴部,这一案件日前被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以“伤害罪”提起公诉,受害人秀秀也将附带民事诉状递交了法院。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她仅仅要求赔偿1元钱。 在遭受了如此惨酷的折磨之后,为什么却只提出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呢?秀秀称:“李辉不仅伤害了我的身体,同时严重地伤害了我的人格和尊严。身体的伤痛可以医治,精神上的痛苦却永远无法忘记,也是经济无法补偿的。我要的1元钱希望能起到警示作用,懂得尊重女性的人     

向秀丽 一身正比泰山重

正"磊落光明向秀丽,扶危定倾争毫厘,一身正比泰山重,风格如斯世所师。"这是林伯渠同志为纪念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的女共产党员向秀丽的题词,陈列在"向秀丽同志事迹展览会"上。向秀丽是广州市何济公联合制药厂化工车间的女工。1958年12月13日,这个车间里一个酒精瓶不慎被打翻了,大量酒精被煤炉蒸发的热气燃烧起来。附近堆放着四箱遇火就要爆炸的金属钠,烈火迅速向金属钠烧去,眼看一场严重的事故就要发生了。     

“119”,稽查 队在行动

奇遇“119”听说上海街头的出租汽车已达八千辆,从绝对数上说,在北京、广州之后,国内排上老三。可我面对街上五颜六色,装着“TAXI”顶灯的出租汽车,仍不敢贸然招手,据说有些司机不太道德,上了车就连蒙带骗,大敲竹杠……。不久前的一天,虹桥机场有个客人要接,时间紧迫,我拉开了一辆“山达里克”豪华轿车的门:“上机场!”司机开口了:“你知道去机场多少钱吗?”我摇摇头。“告诉你,二十五块。”二十五块?那么贵?这……?我迟疑了,心想那司机暗算我了,下车吧。呼地一声,汽车发动了,我忙叫:“不坐了,你让我下了车再     

不该发生的案件

1986年5月6日,杭州市公安机关突然逮捕了浙江精细化工研究所的所长戴晓钟,罪名为“科技投机倒把案”。 837天之后,1988年8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作出宣判:被告人戴晓钟无罪。入狱两年零三个多月的戴晓钟,终于热泪盈眶地步入灿烂的阳光之下。而长期关注此案的新闻、舆论、科技、法律界的人士,却在思索着由此引出的严峻问题:一个在改革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民办研究所,为什么竟被整了三年之久?一起明明白白的冤案,为什么拖了两年多才获昭雪? “投机倒把”? 对于精化所在科技体制改革中的探索,在戴晓钟案发生之前,社会上曾有过不同的评价。科技界和新闻界的许多人认为,它是“改革中一枝出墙的红杏。”     

新偶象的魅力

过了许久,人们突然想起了,他,不是到长江的源头去了吗?这一下子立刻着了慌:乘船过三峡,浏览两岸陡峭的崖壁,崖壁上悠然飘过的一缕紫色的云,宽阔的江面上浮起的是一个个如孩子笑靥般的巨大漩涡,当你手中端着一杯滚热的咖啡,从船栏杆上望过去的时候,也许是很赏心悦目的:可他一个人,一只橡皮船?!终于找到了,但只是他的遗物:救生衣被扔到了一棵树上,那具肿涨的、赤裸的尸体,飘走了,有一只黑色的无名的鸟在追着……于是一切过去了吗?谁知道,若干个月之后,有一支外国漂流队,主动提出要在长江“试一试”。最令人惊讶不已的是:     

“反哺”何其难

频发的矿难事故和自上而下推动的整治风暴,使那些常被冠以边缘色彩称谓(如非法煤矿、问题煤矿、“犯规”煤矿、证照不全煤矿、小煤矿等)的煤矿群体一次次映入人们的眼帘。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山西的医院爆炸事故,作为事故嫌疑人的医院总务科副科长,也有煤矿老板的身份。很多事件都在强化着各方面对边缘煤矿的强烈不信任感。在行政治理的轨迹上,一幅幅画面显示了整个治理过程的曲折反复和不可扭转的气势:安监总局局长视察中“重新验过”的怒斥,发改委批评部分省(市)整顿关闭问题煤矿进程缓慢,4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煤矿关闭矿井进度表,关闭数量超过既定目标,初战告捷。另一方面,在边缘煤矿与农村交叉的结合部上,“失落的乡土世界”成了许多人由衷的哀叹。《人民日报》4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以略显哀婉的语气感叹到:“不知不觉间我们失去了那个母亲般久久伫立的村庄,那个稻田上空白鹭飞翔、群山之间小溪潺潺的平静山庄,那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可‘采菊’、可‘悠然’的田园,仿佛它只在文人的意象中存在过。”专题两篇文章对这种陷入生态灾难的村庄也有描写。生态灾难是外在的,内在的则是当地村民与凭借煤矿发家的新富的灾难性关系。当地的生态灾难、基础设施残缺破败等问题不可能完全依赖上级政府解决。目光转向新富群体是必然的,这个也是行政治理无法顾及的长久课题。在乡宁“一事一议”这个多少有些政绩色彩的工程里,政府在促使新富充当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里乡绅曾经承担的功能。根据记者的观察,这种要钱的关系早已存在,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虽然当地新富基本配合政府的行动,但新富的自觉意识的缺乏,行政推动的模式,使得短期效应这个致命弱点无法消失。所以,出现半拉子工程的现象就十分正常了。浆水村的例子则说明,煤矿新富群体需要克服滑向“土豪”群体的危险。我们现在无法主观判断当事人是否有充当开明乡绅的意愿,但从其行动轨迹上说,对权力庇护和暴力行动的依赖,这种依赖的有效性,决定了他们是可以扔下一个烂摊子而远走高飞的,而留下过度依存于小煤矿经济的一个个村子。在大规模整治风暴之后,这个问题也许会更加突出。这正是在关闭类似煤矿后遗留给当地的新课题。(赵义)     

炸药送来勒索信之后

1990年8月9日凌晨,广州市珠光农贸市场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只垃圾桶被炸飞,木门的震裂声,玻璃的破碎声和从梦中惊醒后人们的惊叫声,响成一片。爆炸发生在仓前路仓前三巷一号门前,被惊呆了的屋主杨汉光兄弟俩开门一看,只见门前尘土飞扬,碎玻璃和垃圾到处都是,震裂的木门下放着一张纸条,上写:“杨先生赚了不少钱,我们兄弟近来手头较紧,你拿5万元出来给我们使,千万不要报警,如果报警,小心你儿子的生命,没收到这张纸条之前,你会听到一声巨响,等住听我们的电话。”杨氏兄弟愣在当场。爆炸,勒索,以前他们只在香港警匪片中见过,而如今,大难临头,何去何从?     

“福星”祸水启示录

一纸海外来鸿,落在国家某部门的办公桌上。那是1985年,在美国某高等学府。一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向大陆同胞询问:“报纸上看到,大陆正大力推广福寿螺的繁育饲养,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寿螺有什么不好?”“台湾正被它弄得焦头烂额呢!为了消灭它,故乡的人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啊?!”我们这位大陆留美学生赶紧伏案疾书,向国家有关部门详细报告了他所了解到的福寿螺情况。“福星”下凡时间到了1990年秋季,我们的记者在汕头市发出消息:在当地,每天有60多万农民下田捕捉     

岭南有“战事”

去年以来,深圳大爆炸、葵涌大火灾等事故引起了广东省上上下下的警醒,防火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然而,比起“火患”“人祸”,天灾更难防,也更容易被忽视。 防震减灾对于广东来说,就     

测测你离成功还有多远

你的人生潜力将在多久之后突然爆发?假如你被关在一个密室里,眼前有一颗定时炸弹,即将引爆。你盯着炸弹上的数字直发抖,用你的直觉想一想,还剩下几分钟炸弹就会爆炸了?认为10分钟之内会爆炸的人,你的才能在3年之内将会出现,而且是在你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你不妨试着挑战看看,测验的结果将会令人满意得吓一跳!     

英国病与中国病

1989年,《时代周刊》在其封面上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话题:“政府死亡了吗?”为90年代的美国政府作了一个极其准确的预言。不过,正是这种对政府功能不断质疑的精神推动着一个国家的进步。国家终究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 “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是罗干在九届全国人大上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吋说的话。它代表着我国政府对本身功能的质疑以及重大调整。罗干还在讲话中点出了作出如此重大改革的两个原因:“现有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也是在法制不健全之下形成的,早已和时代脱节。”所以现在要着手建立一个“办事高效、运转协调、     

秀色可餐

常言道:“食色性也”,又道“秀色可餐”。此中的“色”,一般被理解为“男色”、“女色”,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偏狭。难道美丽的山川风物就不能让我们留连忘返,三月不知肉味吗?“五·一”放长假,万民欢腾,纷纷出门觅秀色而餐。本人也不能免俗。这不,“五·一”一大早,即和几位经济学家朋     

牟其中:“神人”时代的结束

“神人”往往很怪、很狂、很疯。他们说:天才和先知也是如此。“神人”往往很高尚,没有常人的小毛病——贪小便宜、追求奢华等。因为他们有更远大的理想。“神人”总是充满激情和斗志,也总是在留下一片瓦砾之后说:中国啊,你什么时候能进步?似乎中国的不进步影响了他们的进步。但纵观“神人”历史,我们的未来与其寄托在他们的“神话”之上,倒不如寄托在亿万普通人的汗水之中来得踏实。     

国际“钱场”三巨头

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拥有如此繁荣的金融市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承受如此深广的冲击与伤害。 在被称为“人类最高的智力游戏”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交缠着三种势力: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的政府;指点江山的学术界;直接参与市场运作的资本家。三种势力造就了三种不同凡响的顶尖人物,他们翻云覆雨,相生相克,在世界金融这个大“钱场”中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     

回到人民中去——我在长治下乡调研的点滴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我们一方面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要择善固执、固守革命时代的优秀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回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对此,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都曾对此反复强调,并将之提到不如此就有可能“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 本刊5月(下)发表了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我在太行山的十一个寒夜》一文之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市委书记吕日周在长治还做了哪些工作?其工作主要方式如何?他为什么爱骑单车下乡?这样做究竟能发现、解决多少问题?——大量读者来信表示,希望更深入了解长治的治市实践。 本刊特向吕日周约来此稿,以满足读者需求,并希望着:深入群众、扎实调研——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老传统能在新时代里,再次蔚然成风。     

落水少年从死神手中抢回两人生命

2006年10月10日，重庆市綦江县郭扶镇境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辆载有22A的中型客车翻人郭扶河中的水塘，造成7人死亡、15人不同程度受伤。事故发生后，一名落水少年见义勇为数次潜水、救出两名乘客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当地群众，他们称救人的少年为“綦江少年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