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罪的概念补正与现实批判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为了有效发挥刑法治理社会的工具价值，积极主义刑法观应运而生。积极刑法观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增设微罪。微罪是指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罪名，应当坚持“形式标准划分说”认定微罪，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上实现犯罪分层的意义。微罪入刑现象对于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刑事立法上积极增设新罪，刑事司法活动中扩张适用微罪。微罪入刑这一现象存在现实弊病：错估了刑法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作用；误导了我国刑法结构的发展方向；无视犯罪标签带来的严重后果；加剧了紧张的司法资源。当下，我国刑事立法活动应当谨慎增设和适用微罪，在社会治理和保障公民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论刑法的解释功能

论刑法的解释功能法学博士李希慧刑法解释的功能，是指刑法解释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刑法解释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即刑法解释具有多种功能，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五种：规范、指导刑事司法功能；弥补刑法立法欠缺功能；促进刑法立法完善功能；刑法教育功能；繁荣...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调和刑法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

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是刑法的两项重要机能。保护机能主要依靠刑罚的宣示与适用来实现;保障机能则主要依赖刑罚的限制来实现。因此必须在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之间寻求平衡。从整体来看,我国现行《刑法》是一部重刑刑法,更偏重于法益保护机能的发挥。立足于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在刑事司法领域充分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对于提升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从而和谐的调和刑法的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具有重要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适用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体现了对公民的人权、民主、自由的充分保障，是一项进步的文明的法制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贯彻实施，对于实现我国刑法的任务，惩罚犯罪、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司法实践中如何…     

办理二审发回重审的偷税案适用中的疑难问题

在经济生活中,偷逃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且情况复杂,同样的偷税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为此,《刑法修正案(七)》第3条将原《刑法》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修改为逃税罪(暂定罪名)。这一修改从立法上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保护了企业的生存,保障了国家的税收;又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对未来的刑事立法、司法都将产生一定的积极示范效应。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适用则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逃税罪的认定、偷税罪修改以后的溯及力,行政处罚是否前置以及司法机关与行政处理应如何衔接等问题。以下就这些问题通过一则案例进行探究。     

罪刑均衡的立法确认

罪刑均衡的立法确认陈兴良罪刑均衡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应当坚持这一原则。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刑法的公正性。就立法与司法这两者而言，罪刑均衡只有首先在刑事立法中得以确认，才能真正落实在司法活动中。因此，罪刑均衡的立法确认具有重大意...     

刑事司法正义论

法律是一种规范，毋宁说它是一种实践理性。如果说立法是这一实践理性的最初环节，那么，司法就是这一实践理性的最后保障。①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当然离不开刑事立法的现代化，因为它需要一套规范刑事法治活动的科学的游戏规则，但这套规则的设立是否合理，能否得到遵循，还必须经由刑事司法活动的检验和完善。因此，可以说没有刑事司法就没有刑事法治，缺乏刑事司法保障的刑法现代化充其量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所以，研究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而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最基本内涵就是正义。本文拟从两个层面来探…     

物权法与刑法边缘问题初探

物权在刑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刑法具有保护物权的优势地位；司法实践中刑法在保护物权中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行刑事立法对物权的保护也存在一些问题。     

我国刑法中死刑立法变化之比较

死刑,也称生命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因而也称为极刑。从我国刑事立法来看,我国是存置死刑的国家,不但在刑事立法上有死刑的规定,而且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也适用死刑。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到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刑法的全面修订,我国刑法中有关死刑方面的立法变化是比较大的。同时从刑法理论研究到刑事司法实践,有关死刑的功能与缺陷、死刑的存置与废止、死刑的增加与减少等方面的不同观点之争论仍然处于继续状态之中。因而对我国刑法中死刑立法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如何更合理更科学地设置我国刑法中的死刑,使死刑这种刑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在同某些极为严重的犯罪作斗争中既能充分发挥其威摄、预防犯罪的功能,又能最大限度避免死刑的缺陷,这便是本文的出发点和所期望的目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实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在理论界引发了众多争议,本文从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入手,从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论证宽严相济政策的合理性;刑事政策的具体实现在于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下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应有新的发展倾向,这也是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几个问题

修订后的新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的罪名，在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刑法的这一重要修改，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规定，笔者对以下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一、将反革命罪更改为危各国家安全罪的意义修订后的刑法将反革命罪更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反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不宜作为严格的法律概念使用。反革命，反对生产关系的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之谓也。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     

犯罪及其刑法抗制的新思维——评游伟主编《刑事立法与司法适用》

犯罪及其刑法抗制的新思维——评游伟主编《刑事立法与司法适用》●孙万怀由华东政法学院游伟先生主编的《刑事立法与司法适用——中国当代刑法研究》，最近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计２４万字。该书融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集超前性与现实性于一身。作者对刑事...     

保留死刑国家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研究

故意杀人罪是刑法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当今世界上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均将故意杀人罪适用于死刑.但在废除死刑的国际大环境下,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通过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只将死刑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故意杀人罪的死刑最终适用率并不高.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于中国推进司法改革,有效保护人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人权入宪与死刑限制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取消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的死刑,彰显了生命至上的价值,充分体现了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和《宪法》规定的人权保障原则,标志着《刑法》修正向取消死刑罪名的方向发展。应当在刑事法治领域继续大力贯彻人权保障原则,从立法上进一步减少死刑的适用,从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刍议

刑法溯及力问题在刑事司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全面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保障公民人权以及开展国际司法协助的需要。但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的溯及力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笔者期望借助于对此问题进行的探讨能使刑法的溯及力原则得到正确、全面的理解与适用。     

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审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争议,"一点论"更可取。单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消解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字困境",需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人道主义理念的补足和调济,即在刑事立法上需要由重刑主义、功利主义、万能主义刑法立场向表征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宽缓化刑法立场转变,在司法上需要恪守和践行国家刑权力的克制、宽容和谨慎,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贯注和坚守人道主义。基于宪法与刑法之间母法与子法、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分析,刑法突破自身"视限"寻求正当性的更高指向和衡量标准应当是合宪性。"风险社会"理论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理论支撑,二者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结。"敌人刑法"在本质上与"风险刑法"有契合之处和内在共通性,二者都强调刑法介入早期化、法益保护前置化,实际上都是对刑法威慑恐吓效应特别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的重视和强调,凸显注重以行为人为基础的社会防卫理念的抬头,实质上都对以行为为基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提出了挑战,蕴藏着不可控制的隐性法治风险和人权保障风险。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风险刑法"和"敌人刑法"理念应当慎行。     

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修订后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主要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原则对规制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深入理解以及对此原则的准确适用，却仍然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共同侵害人正当防卫的解读

从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着手，通过实践中的疑难案例，基于对刑法规定的解读，在刑事立法精神的指导下，深入分析对共同侵害人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在分析案情的基础上解析对共同侵害人正当防卫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