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力”和“理”:当下抗争剧目研究的主要路径评析

学界对于农民抗争策略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依赖于国家力量的"依法抗争"、依赖于行动者自身的"依力抗争"和依赖于社会关注的"依理抗争"三个分析路径,每一个路径在解释抗争事件的同时也内在预设了前提条件,比如"依法抗争"中的"有利之法"假设,"依力抗争"中的规模门槛假设以及"依理抗争"中的政府回应假设,只有满足假设解释才能够有效。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研究在关注策略选择的同时忽视了行动者对目的的追求,实际上行动者在利益诉求的指引下,对于任何策略的选择都是工具性的,仅仅是根据政治情境的变化权宜选择的结果。因此,研究的关注点应从策略本身转向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其中尤以抗争议题、行动者行动能力和政府回应方式三者最为重要,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抗争事件。     

我国环境抗争的发生逻辑——以政治机会结构为视角

环境抗争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社会问题。我国环境抗争的发生与政治机会结构中的政治机会和政治限制形成一种曲线关系,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限制。政治机会可以从逐步开放的政治系统、具有影响力的盟友、行政体系的分化、国家的容忍等四个方面得到解释;政治限制可从有限进入的政治通道、有限影响力的联盟以及有限的环境治理能力等三个方面得以概括。借鉴西方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通过构建本土化的解释框架,分析微观环境抗争行动与宏观政治情境的关联性,克服了环境抗争的单一社会视角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征地冲突中农民的“套路式”抗争行为:一个解释的框架

各种形式的征地抗争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套路式"抗争行为是当前征地冲突中农民维权行动的一种类型,对"套路式"抗争行为含义的界定,对其抗争过程中闹大、尊重和实惠内涵的阐述,以及对抗争行为的发生机制、行为逻辑和蕴含风险的理解是解释"套路式"抗争行为的分析框架。从现象上来讲,"套路式"抗争行为是农民对征地维权行动经验总结的结果,是当前农民制度性维权的集体行动类型,是农民应对政府"维稳套路"的有效方式。同时,从伦理和情感的维度对征地冲突中的"套路式"抗争行为进行诠释,则是强调其是农民对现代社会规则和权利的运用与演绎。     

维权抗争中的妥协理性

当前中国的维权抗争,是一种基于具体利益追求和利益表达而引起的利益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不具有对抗现行体制的政治内涵,这样的利益冲突是适宜用妥协方式解决的。对维权抗争的考察,需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实现,在维权抗争这一特定场景中,需要冲突双方以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不断的协商实现互谅互让,达成妥协。妥协是维权抗争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我们应该重视这种理性的培育。     

底层抗争的潜在危机

<正>"以身抗争"折射社会制度悲剧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抗争带有鲜明的利益取向,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和求助于外的"以法抗争",一起形成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最具解释力的社会学逻辑。一般而言,当社会中的个人遭     

以“上”抑“丧”:“丧文化”成因与消解

正网络中"丧文化"的传播主要表现为借用经典台词和动漫表情,呈现出的一系列自嘲、戏谑式表达,是对"现实世界的温和反抗"。"丧文化"是中国社会新时期出现的青年网络亚文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涌现的社会情绪、互联网技术发展塑造的媒介生态、部分青年群体求异叛逆的心理动因,共同助推了"丧文化"的传播。"丧文化"流行带来的负面化情绪渲染,对     

论“文革”时期著名知识分子的抗争

本文对"文革"时期著名知识分子的言行抗争和自杀式抗争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抗争与其所具有的独立思考之精神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优秀人格价值操守密切相关。     

中国互联网虚拟社会治理问题的国际研究

加强和改善互联网虚拟社会管理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鉴于中国国情,其互联网虚拟社会结构、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模式,都有着与它国的特殊之处。当前国际研究主要是从治理的视角进行研究,热点问题集中在互联网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角色、互联网对中国民众政治参与和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作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虚拟社会管理的方式及其评价等方面。国际研究不足以用于解决中国当前互联网环境下所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虚拟社会治理模式。     

农村草根领袖:抗争角色的生成与行动策略

农村草根领袖作为农村抗争中的主角,其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促使其最终生成,而从这些生成条件其间,能够透视草根抗争的行动策略。根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农村草根领袖的抗争可被视为一种表演,这可以从宏观层面的大舞台表演和微观层面的小舞台表演进行观看,从而深度透视抗争背后的效度问题,即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村草根领袖进行抗争活动为基层政府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除了对基层政权权威主义构成挑战之外,也为基层政府突破治理困境与迷局提供了治理机会。然而,草根抗争领袖在与基层政府进行政治(利益)博弈的境况下,其个人命运与结局却值得深思。     

社会互构理论视域下的大学生“网红”现象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网红"这一新兴职业,并使其逐渐成为互联网领域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力量。在这个过百万的庞大群体中,大学生"网红"占相当比例,形成了"大学生网红"现象。结合当代"大学生网红"现象根植的中国社会背景,运用郑杭生教授提出的"社会互构论",认为"大学生网红"现象是社会主体互构的产物,建议基于互构主体采取复合措施,规范大学生"网红"行为。     

从“社会”到“群”: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变迁研究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研究开始强调网络的重要性,提出新分支学科——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互联网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从社区恢复理论到亲密关系建构理论的变化。对照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技术带来了时代机遇,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变化。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社会团结的机制从过去的"社会"向今天的以微信为代表的"群"形式演变,重建了今天的人际交往格局。为此,人类学必须对此文化现象予以充分重视,将互联网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同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     

社会转型经济风险与网络舆论相关性研究

研究社会转型经济、文化、政治风险对网络舆论形成的影响是当代社会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原有社会风险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相关分析方法,通过辨析失业率、CPI、贫困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等社会风险指标与网络舆论之间的相关关系,探究了社会转型环境对网络舆论的影响,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网络舆论重大事件高发现象提供佐证和解释。     

互联网技术与网约工抗争的消解——一项关于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的实证研究

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出数量庞大的网约工群体,平台用工中普遍存在"高监管和低反抗"并生的矛盾现象。通过对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的田野调查,发现平台用工中暗含的互联网技术对网约工的抗争行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抑制性效应。具体体现为:通过依附机制使劳动者将劳动规则内化,并识别和培养忠诚的劳动力;通过分化机制在劳动者内部制造个人主义和竞争,从而削弱集体凝聚力和集体行动能力;通过屏障机制转移平台责任和劳资矛盾,避免面对面的沟通,最大限度地减少反抗的形式和可能性。互联网技术在给劳动者带来互联网红利的同时,也成为资本消解工人抗争的有效工具。     

庇护式腐败生成的“关系”机理及治理策略

关系具有"善""恶"两面。在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及关系实践中,具有各种目标的人会通过建构和维系关系网络来试图在公共事务中获得利益再分配的行动机会。在计划体制、转轨体制与市场化进程中,围绕着公权力行使的庇护关系导致了庇护式腐败的生成。庇护式腐败是根植于政治社会情境中的关系行动,既与资源要素再分配和公权力私化关联,更与政治生活中的关系网络建构与运用以及非正式政治的盛行密切相关,往往试图通过"自我道德化"策略将自身转化为能被社会习俗接受的社会行为。在当前反腐败治理的行动框架下,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明晰官员责任关系及其行为边界、强化公共规则性交往生态,打破"关系困境",削弱庇护关系的作用空间。     

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基于环境抗争的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作为西方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民的环境集体行动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需要进行系统清理.基于中国经验,我们认为,“依法治国”话语的强化、媒体的逐渐开放、分化的行政体系是诱发中国农村的集体抗争行动的重要因素.“法治”话语的不断强化为农民的“依法抗争”提供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媒体的逐步开放,促发了信息的自由流通,为抗争者提供了更多的可动员资源以及机会;由于分化的行政体系会降低农民抗争的风险性,促发农民的持续抗争,并为抗争精英的关系运作提供可能的机会,也会为农民集体抗争创造一定的机会空间.     

“数字革命”背景下的执政风险与有效应对

互联网的发展已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实际运作,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上,还是国内政治上,都对执政活动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加剧了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性,使党的执政面临更多的风险与挑战。为了有效应对"数字革命"①背景下的执政风险,必须巩固执政基础、保障信息安全、规范网络秩序、妥善处理网络危机。     

浅析网络背景下的政治参与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传播媒介,它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即网络背景下的政治参与,它的出现推动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向着更高的层次和水平发展.通过分析当前网络背景下的政治参与的内涵、特点和影响因素,指出网络背景下的政治参与与传统政治参与的区别,进而探...     

结构转型中的“利益组织化”——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法团主义是一股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形成制度现实的思潮,它是一套针对多元主义理论"缺陷"、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法团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的转型过程,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路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法团主义在欧洲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适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这些论辩促使学界更为理性地去认识和诠释法团主义理论,这对充实"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世界交往: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视角

马克思交往理论突出强调了"世界交往"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揭示了"世界交往"背景下人类文明的相互借鉴和效仿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加速作用,从而说明在"世界交往"时代,跳跃性发展已成为人类历史的常规和普遍的现象。这就为合理解释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     

近年来我国网络民主研究述评

网络民主作为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形式,近年来逐渐成为我国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并初步构建起了关于该论题的分析框架。国内学界在网络民主基础理论、中国网络民主实践及其发展路向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特别是针对中国语境的网络民主理论以及关于中国网络空间民主政治实践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未能展现互联网发展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政治含义,理论研究的针对性、系统性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