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之维

马克思主义认为,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生活诸要素或已然达到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或社会发展状态。它不仅包含对社会外在生活整体的规范秩序的“良序化”(罗尔斯语)的严格政治要求,而且也包括对社会内在生活品质的精神秩序的“和谐化”的高度伦理理想。因此,“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不仅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公正安排,还需要社会制度运作过程与结果的持续正义。更准确地说,“和谐社会”所内涵的价值目标不仅是要实现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正义”,而且还要求实现深度的社会精神的伦理和谐,因而它应首先是一个政治伦理的概念(行政伦理是政治伦理的一个分支),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治观念。     

现代政府行为及其活动边界的伦理基础

本文侧重于从社会伦理关系的层面,初步概述了现代政府行为之伦理基础问题提出的理由,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三个方面予以关照.考察现代政府行为的基本含义、特征和构成要素,给现代政府行为进行了概念设定.在现代西方政治伦理的理论资源中汲取了若干概念框架,认定现代政府行为的伦理基础或伦理原则,主要是平等的原则、公平的原则和自由民主的原则,这些是现代政府行为理应遵守的普遍伦理基础或伦理原则.     

意图伦理抑或责任伦理——法治的伦理基础引论

法治的伦理基础是以意图伦理为基础与目的、以责任伦理为中介与手段的混合伦理,它来源并决定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本性。法治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形成法治伦理的无形之手。我们需要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结合,需要法治伦理的无形之手,来建设各尽其职、各尽其责、各享其利的正义的社会,即一个真正的长久的和谐社会。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的新视角——简评《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视角》

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探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现阶段,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至今己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很难创新。张博颖博士、研究员的新著《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视角》,从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作出了新的尝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强化行政伦理建设的依据及意义

行政伦理是行政领域中的伦理 ,其内涵十分丰富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行政活动主体的德性伦理 ,行政相对人在参与和配合行政活动中所表现或必须具有的要求 ,行政制度、体制、结构、程序等行政机构作用的体现的制度伦理。中国社会转型期强化行政伦理建设依据和意义也包括三个方面 ,即强化行政伦理建设是建立健全完善的现代行政体系的应有之义 ,重视行政伦理建设是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需要。     

伦理责任抑或法律责任——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重新审视

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概念。虽然在我国《公司法》中已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公司社会责任有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和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之别。前者可被称为道德化的社会责任或广义社会责任,后者则可称为法律化的社会责任即狭义的社会责任。通过分析道德化社会责任在伦理基础上和经济效益上与公司法基本理念的冲突,可以得出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公司社会责任概念应采狭义的即法律化的社会责任概念。只有在关涉公共利益时才需要适用公司社会责任原则来考量公司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简析警察伦理规范的要件

作为社会设定的警察行为之应然,警察伦理规范被信守的前提在于其自身的现实合理性。这种合理性除了它所蕴涵的价值精神合乎社会发展规律之外,还应包括以下方面的基本要件:(一)警察伦理规范必须是国家和社会价值期待的真实体现;(二)警察伦理规范必须具有一个完整而和谐的准则体系;(三)警察伦理规范必须植根于客观的社会道德现实。这不仅有助于警察伦理规范之应然向实然的转化,也有利于提高当代警察伦理道德建设的水准。     

中国女性伦理文化的历史传统、近代转型与未来发展

女性伦理是性别文化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女性伦理文化以男权主义为其生成背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时至近代,中国女性伦理文化在西方思想和女权主义的冲击下,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动力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转型,从而也奠定了现代中国女性伦理文化的基本雏形。进入21世纪,中国女性伦理文化又面临着未来发展问题,何去何从成为中国女性伦理文化研究的新问题。     

马克思国家理论的伦理向度——兼论爱国主义的国家伦理基础

马克思国家理论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之中,其蕴含三个方面的伦理向度,即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虚假共同体"的批判中提出了国家正义的伦理向度;在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异化关系的批判中提出了国家自由的伦理向度;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异化的批判中提出了国家民主的伦理向度。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越,包含这三方面的伦理向度。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是马克思国家理论最生动的实践,国家也要有道德,并履行好道德职责,这是公民爱国主义的国家伦理基础。     

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生成基础

民族精神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与之相联系,民族精神具有理论生成、文化生成、制度生成和社会实践生成等诸多不同的生成路径。正是借助于这诸多不同的生成路径和生成实践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才能够历史地和全面系统地建构起来。由于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正常运行过程中,社会理论、社会制度、社会实践等社会功能的发挥都要通过获得相应的文化支持来实现的,即所谓的社会理论、制度和实践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因此,就当代中国来说,夯实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生成基础,致力于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中华民族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家庭与伦理

家庭才是伦理的真正始点。这一“假设”将从历史与逻辑两个方面获得求证。在历史的维度中，中国文明史典型地体现了家庭作为伦理始点的地位。自周公确立了家庭在伦理中的始点地位，其后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时期的伦理都是由家庭而展开，从而造就了传统社会以血缘纵轴为核心的差序伦理格局。家庭在传统伦理中的始点地位是与家庭在传统社会以及传统中国人中的核心地位相适应的。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精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现代伦理精神，确立经济行为的伦理原则，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已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哲学的崇高使命。在经济模式发生重大转换之时，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现代伦理精神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利益、公平、自由、共富等观念占据了更加突出的地位，构成了现代伦理精神的特质。一、利益观念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崇尚伦理精神和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说：“何此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宋明理学则把这种理论…     

市民社会:"契约性"社会自治的伦理精神

市民社会作为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日益形成的社会形态,是实现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其在历史向度中展现的私人指涉性、群体指涉性、公共指涉性转向,则逐步彰显着"契约性"社会自治中所内蕴的个体伦理精神、群体伦理精神以及公共伦理精神.     

行政伦理与中国的反腐倡廉——基于内外部控制的行政伦理视角

"行政人"如何忠于民主政治及其基本价值,而不以自己的职业资源破坏民主政治的运行,是现代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及其所生发的全部规范的基础。长期以来反腐倡廉工作的内在逻辑是以思想教育方式构建官员的行政伦理基础,但反腐倡廉实际效果告诉我们,思想教育方式对于行政官员行政伦理修养的提升缺乏经验案例的证实,其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反腐倡廉工作要取得成效,关键是在注重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加强外部控制机制的建设。     

从“伦理”到“权利”——兼论农村青年婚变的影响机制

作为改革启动后中国乡村社会中的重大社会事件,进城务工对青年农民的生命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社会流动作为农村青年婚变的结构性背景,为农村青年婚变逻辑的转变营造了土壤。从伦理本位到权利本位的生成、转向与演变,既是当前农村青年婚变的基本逻辑,也是当下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与农民价值观念转变的主要趋向。     

消费主义的当代表征与消费伦理

消费主义在当代主要表征为炫耀性消费和先行性消费，由此带来了当代人的价值失落和“消费人”的生成，造就了享乐主义的消费伦理。当代社会需要建构一种合乎科学发展的“适度性”消费伦理，对消费主义进行理性规范与约束，从而实现消费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简政放权视域下哈耶克自由观的批判性研究

任何一个社会秩序的根本是一个道德秩序。我国当代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路向是以法治代替人治,其根源是矫正和规范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的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哈耶克的自由秩序伦理思想尤其是对自由的珍视以及对政府这个必要的"恶"的积极认知,对于解决当前伦理秩序构建中的困境有着积极的启示。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哈耶克思想的内在逻辑矛盾给予足够的重视。     

价值理性限度与“新伦理本体境界”的体验发生——当代中国“富裕社会”的幸福观何以可能

幸福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再度勃兴有其现实存在论根据和学术背景。当代中国以"公益民生"为本位的"幸福中国"执政理念和诉求愿景,无论是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还是伦理学意义上,都要求人们在学理上先行厘定或澄明"道德——幸福——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富裕社会"的幸福观建构,理当基于"价值理性之限度"(指对终极价值的认可与接受程度)立场并面向"新伦理本体境界"(指对以财富和富裕为价值优位的正视,但并不等于价值上的全部认可)的体验发生,也即分配正义视野下综合考察幸福与客观物质世界、与人类行为、与行为对所在社会的加权影响等的深生态阈关系。对幸福满意度或幸福指数的厘定,须臾也不能脱离道德与社会结构的双向调适,只是后者(指社会结构)的调适更具有基础地位或者在逻辑上优先于前者。     

“美丽中国”建设与生态伦理理论

要将生态美德与生态之善转化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需要我们在伦理和实践中把握几重维度。生态伦理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维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动力维度，而实现永续发展则是建成美丽中国的价值维度。它们既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更是确保人类社会得以连绵发展的实践路径。     

追寻非政府组织实践的伦理维度

非政府组织的实践具有典型的伦理特征。基于志愿精神的行动肩负着组织发展、社群德性建构和文化创造的三重价值负载使非政府组织的实践呈现出多元伦理面向和多层面道德内涵。在现代社会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工具理性支配下,管理思维过度侵入非政府组织理念,形式化道德准则扞格日常道德生活,文化适应的困难导致本土融入受限,构成了非政府组织实践中伦理困境的发生之源。要实现非政府组织实践追寻慈善和志愿精神的合目的性,具象化实践以重视日常道德生活的伦理智慧生成,移情理解和主动扬弃外来文化对实践的影响,并努力实现本土化非政府组织伦理向普遍化发展应当成为正确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