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着重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而乡风文明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保障,也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之一。新形势下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和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条件和前提条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构建美好乡村的重要举措。因此,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长丰县“数字草莓”的经验观察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持续动力支撑,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增量赋能的契机。以数字技术赋能为域论,乡村产业振兴为着力点,立足于长丰县“数字草莓”,集中探讨长丰县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三重动力,并在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总结分析了长丰县“数字草莓”的效能经验,通过技术赋能的主体“共建”、技术赋能的资源“共用”、技术赋能的价值“共享”,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现代化,走出“乡村衰落圈”。为破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数字技术与保守意识的矛盾、数字技术与应用人才的矛盾、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矛盾,要提升数字素养,破除守旧意识;推动人才建设,激发内生动力;完善基础设施,推动要素下沉,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     

以城乡一体化思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针对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的重大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作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国内外乡村发展实践及其形成的理论都倾向于以城乡一体化思想来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深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理论基础和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应做到: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及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推进乡村产业兴旺;以美丽乡村建设与绿色发展为重点,推进乡村生态宜居;以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融合发展为重点,推进乡风文明;以德治、法治和自治相融合为重点,推进乡村有效治理;以民生工程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重点,促进乡村生活富裕;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融合发展为重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灵魂之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乡村美好未来,必须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文章论述了乡风文明对于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下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尝试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来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产业生态化的实现路径——以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给农村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农村产业生态化是推进“三农”工作、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长汀县通过将治理水土流失与发展绿色产业相结合、将改善生态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进行了生态化改造，实现了从“治山”到“治穷”再到“绿富共赢”的重大转变，走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共荣之路。通过对长汀县产业生态化路径的分析，总结其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以期为其他同类型地区提供有益借鉴，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厦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情况分析及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厦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纵深推进厦门跨岛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加快提升厦门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有利手段。厦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抓经济支撑、绿化美化、文明建设、乡村善治、民生保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素质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产业兴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促进生态宜居;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持续促进乡风文明;推进乡村治理提升,持续促进治理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促进生活富裕;推进党建引领提升,持续促进组织振兴。     

基层协商民主助推乡村振兴的思考——以广西为例

党的十九大对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和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作出了部署。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是谋求乡村产业兴旺之良方、改善乡村生态宜居之好计、树立乡村文明乡风之手段、提高乡村治理成效之基础、拓宽乡村生活富裕之路子。近年来,广西各地积极进行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效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和乡村振兴,应着力在协商思想认知上聚焦"三农"工作,不能偏离乡村振兴方向;在协商作风建设上接"三农"地气,让庸懒散奢远离乡村振兴;在协商队伍上扩大参与范围,不能关门协商乡村振兴;在协商规则上完善知情明政,不能暗箱操作乡村振兴协商;在协商培训上提升农民素质,让乡村振兴协商有智慧;在协商机制上立足全局长远,让乡村振兴协商常态化;在协商宣传上鼓足人气士气,让乡村振兴家喻户晓。     

十堰：“小”载体掀起学习热潮

近日,十堰市各级党组织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以小的形式作为载体,在党员群众中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小场院”描绘大蓝厢“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很重视,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每一位农民都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大家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取早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     

全面推进云南乡村振兴的措施建议

<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立足云南省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尤为重要,总结云南第一轮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全面推进云南省乡村振兴建设的措施建议,走出一条符合云南边疆民族特点的乡村振兴道路,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基础。     

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正>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努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三农”领域的生动体现、鲜明呈现。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必须循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独有特点、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有条不紊、稳中求进，确保乡村全面振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频共振、同步前进。     

“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基于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案例研究

“三变”改革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总结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和成效进行总结,阐述“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机制和路径,指出“三变”改革在确权、收益分配、产业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对助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驻村帮扶下的乡村治理变革--基于H省C镇X村的田野调查

驻村帮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基于“结构一过程”的分析框架和H省C镇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税费改革后第三领域内松散脱节的治理结构和多重机制混合的治理过程在驻村帮扶下发生了明显改观。一方面,作为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中间型载体,驻村帮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在村治场域内的上下贯通,塑造了紧密嵌合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依托于规范的公共治理规则和官僚化的治理工具,驻村帮扶又在实践中将多重治理推向统合,构建出正规化的治理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由国家驱动的治理形式虽不同于节省成本的简约治理,但却具有复归二元合一政社关系的结构意义,因而又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迪。     

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在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社会转型与治理需求复杂化是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原有集体土地产权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治理结构双轨化、治理策略弹性化与治理资源多样化运作,城中村治理呈现如下格局:集体主导的村治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并存;综合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互动;正式治理资源与非正式治理资源互补。这种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本质上是城乡两种治理要素、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的结合与互动,对于避免基层治理体制僵化、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辩证看待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独特的体制资源优势。     

论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当前，制约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很多，主要有：观念认识不到位，体制政策不完善，产业支撑不力，建设资金不足，农民素质不高。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多方向转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把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特点，明确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方向；把握“三农”裂变趋势，重点做好工业拉动特别是农产品产业化经营的大文章；把握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矛盾转化的关节点，创新制度，打破壁垒，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以山东省Y市C村为例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特定的内涵与特征。山东省Y市C村通过企业改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组建集体经营管理公司、创新农村土地经营管理模式等途径,形成富有特色的产权结构、经营方式、分配方式及实现途径。其中的问题是企业产权改制中可能存在“内部人控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度依赖“一把手”、“接二连三”的农业产业链规划理想高于现实,村集体资产产权难以真正厘清。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应谨慎推行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构建村级集体资产经营人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专家论证制度。     

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刍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资金流入农村,大批项目在农村展开,农村＂村官＂腐败现象也开始呈现愈演愈烈态势,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阶段农村大量滋生的＂村官＂腐败现象,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腐败,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完善、监督制度缺失和法律法规缺陷等制度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防和治理新形势下的＂村官＂腐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绝不应机械照搬反腐败的传统经验做法,而是要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以完善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机制为核心,以有效推进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点,以制度法规体系建设为保障,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的新路子。     

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农村居民市民化协同联动机制

农村居民就地市民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基于身份的农民市民化和基于流动的农民工市民化基础上产生的新现象，凸显了居民主体自觉自愿转变身份的过程。在催生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过程中，更要突出农村居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角色。浙江与陕西的案例表明，要推动农村居民市民化，必须构建起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政府赋权、市场赋利与社会赋能协同联动机制，进一步增强农村居民的主体意识，激活蕴藏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巨大潜力和发展动能，从而逐步让农村居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品质的现代生活。     

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探索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各级政府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政务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网通过县(区)、乡镇(街办)、村(社区)三级联动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平台,克服了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的现实环境,让政务服务伸到人民身边;跨越了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让政务服务进入人民家中;突破了人居分散的社会环境,让政务服务深入人民心中。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是新时代不断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多元化政务服务新需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和新的路径。     

何谓“农业女性化”：文献述评与概念提出

“农业女性化”作为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性别再分配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关于何谓“农业女性化”的问题却始终未能有效回应。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非农转移性别差异角度出发对“农业女性化”进行了释义,围绕农业主导权和女性发展,就“农业女性化”与“女性农业化”展开了讨论。国外研究则通过“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与“农业生产管理女性化”来综合认识“农业女性化”,对于概念的界定与测量更加精致和清晰。通过对已有研究的评析,可从“数理女性化”“劳动女性化”“管理女性化”3个层面重新讨论“农业女性化”的内涵及其外延。     

农村土地产权股份制改革研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依然困难重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下各种土地权益矛盾的突出,农业的发展速度缓慢,引发了"三农"问题.土地产权国有化改革、土地产权私有化改革和土地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等设想难以真正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实质,在农业生产走向规模化、企业化和国际化道路上,农业经营的市场化和规模化倾向将越来越强,势必要求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使农村土地的流转更具有规模.这就要求农村产权制度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