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哲学视野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探析——一种对“新公共服务”的读解

公共行政学发展是在理论本身不断地反思批判和不断超越中走向成熟。在对时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批判中,美国学者丹哈特①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并且论证了其对新公共管理超越的地方。新公共服务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人员。公民具有相当的公共理性这既是新公共服务潜涵的理论吁求,也是公共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而公共理性是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景。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发展变迁中蕴含着公共哲学话语转换之意涵亦即公共哲学将从传统形而上高度向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的趋势。     

公共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经历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及其趋势至少主要表现在五个互相承续的方面。一是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政府再造实践上的并行所形成的强烈的管理主义取向;二是公共组织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共同凸显为公共管理两大支柱理论;三是政府治理模式与政治角色定位这两个层次问题的契合;四是管理学范式与政治学范式在分野基础之上的整合;五是紧贴政府问题的事实关注与价值判断的结合。这些方面的变化使得与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被推到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其发展趋势正逐步趋向于:公共价值判断下的管理科学取向;公共治理框架内的组织理论创新;公共行政的宪法捍卫者前提下的公共行政执行者的角色定位;作为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与作为管理科学的公共行政双重身份的整合;公共行政研究者强烈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的公共管理学的学术发展。     

范式之争:新公共管理理论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引领了一大波政府的改革活动,也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新公共管理"由此被许多学者看作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范式,相反的意见亦多,由此引发了持续十年多的范式之争。反思过去十多年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新的发展,从范式评判的标准出发,以范式问题、范式的理论支撑、实践中的范式检验、范式的时间检验和范式内部统一性等五个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位"新公共管理",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公共管理"是一种理念而非范式,并没有冲破传统公共行政的范围。其依据是新公共管理忽视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支撑饱受质疑,其理论倡导缺乏适用性,其理论缺少内在统一性,以及"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冲击。     

公共管理范式:反思与批判

公共管理是 2 0世纪 7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并颇具影响的公共行政理论派别。它虽然在一些概念、方法、理论和研究模型等方面为政府改革实践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但还不能称之为“公共管理范式”。面对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我们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建设的高度 ,批判性反思“公共管理范式” ,揭示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及其内涵 ,揭示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内在联系 ,是非常必要的。     

政府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与新趋势

政府管理模式有其自身的演变过程。古代社会的政府管理模式为传统管理、集权和人治。近代社会是公共行政的起点,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主要体现为“守夜人”的角色。到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使“行政国家”出现,公共行政学也随之产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公共行政学,使公共管理模式成为以后政府治理的基本范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行政改革,导致了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出现了公共管理的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弹性化政府模式和解除管制政府模式。     

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公共预算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在中国,公共预算一直是经济学家(主要是财政学家)研究的领域。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在公共预算领域的“自我放弃”不仅给自身的学科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而且也制约了公共预算研究的发展。所以,本文呼吁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重视公共预算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公共预算的研究。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价值观

本文在概述公共管理所经历的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两个阶段或模式的基础上,介绍了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理论和内容,探索新公共管理中所蕴含的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并提出了适应这一全新公共行政模式的方向,当代公共行政者必须具备的行政价值观。     

反思"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的观点

公共管理(学)研究,是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观念和行政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目前各国行政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具体就我国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笔者认为由于国内行政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研究的相对不足,以及中国行政现实的需求,"公共行政"研究应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对"公共管理"概念、理念、模式的引入与研究应相当慎重,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价值与学术地位不容动摇.     

公共管理学的演进路径与中国式创新

公共管理学源自西方，从最初单纯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经过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发展阶段后，逐步演变为注重市场规律、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在21世纪出现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新公共治理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呈现三个特点，即对西方理论有益部分的引入、转化契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成分、结合本土治理情境的中国式创新。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学应着眼于聚焦治理实践、探索前沿问题、强化基础理论和鼓励创新融合等方面，从公共问题出发，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良性循环。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涵及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新的理论范式,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正确理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质,吸收其有益的成份,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     

公共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它们各有其利弊,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路径演进的实质,是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形态,是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新公共管理扬弃官僚制的方式实现的。当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具有特殊的公共行政环境,因而公共行政的改革应当选择“完善文官制为主,推行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路径。     

公共管理学：定位与使命

公共管理学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发展而来,其最初源头在政治学。所以,政治学对于公共行政学的意义,犹如经济学对工商管理学的意义。但是,公共管理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和指导原则,因为,公共管理是一项独立的管理活动,其对象就是公共资源,其主体就是以政府为核心所形成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统一的公共治理体系;而其原则就是公共性、公正性和效益性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公共管理学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关键是要关注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创造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为此,中国公共管理学应该在3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确立公共管理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二是确立中国公共管理的规范性价值体系;三是形成理论与实践能够相互转化的研究能力。     

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

本文考察了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行政学）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所出现的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具体评述了每种研究“范式”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作者力求表明,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主题、方法和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管理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代国内外变化着的公共管理的现实尤其是转轨时期我国公共管理的现实,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趋势,拓展行政学的研究范围,转换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改变原有的理论形态,以便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公共管理实践服务     

公共能量场隐喻与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述评

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泰勒管理主义和韦伯科层制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自降生以来相继受到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挑战,但与这些理论不同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从批判现代性入手,从本质上颠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效率主义、独白式话语垄断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价值预设和判断标准的公共能量场,从而实现传统公共行政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     

公共行政的发展与变迁:新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公共行政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理论之一.它的兴起,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矫正,也促进了政府变革的发展.本文就其主要理论基础进行介绍、分析与评述,并就其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和评论.     

西方公共管理伦理的嬗变与启示

西方公共管理伦理的演变经历了奉行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倡导社会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和推行以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它演进的主要特征是效率观贯穿于其演变的全过程、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成为其体系的核心、中心化与边缘化价值诉求共存的价值结构形态将长期存在。它的嬗变对我国公共管理伦理体系建设的启示体现为:实现现代公共管理伦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厘清现代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场域及其相应的规范标准;构建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现代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促进公共管理主体道德自觉自动生成机制的形成。     

当代公共行政改革实践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崛起

当代“再造政府”的行政改革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体系,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崛起作了铺垫;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构成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三大支柱;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必须急起直追;开办MPA教育对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开拓创新、后来居上,具有催生的作用。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公共管理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批判

公共管理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和运动。它为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其理论和实践标准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因此公共管理运动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和批判的缺陷：对人性的认识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过分崇拜以及不恰当的顾客比喻等。这些缺陷使得公共管理运动只能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视角，而不能成为其替代模式。     

新公共管理范式述评：理论建构与反思

新公共管理思潮以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私营部门的先进管理方法为其理论基石,主张在政府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坚持顾客主权,坚持市场优位,重视产出测度和绩效评估,以较低的成本建构一个具有高度回应性的政府,实现公共行政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新公共管理范式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一般趋势。毋庸质疑,对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