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模式选择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在体系结构上与司法实践存在着严重背离的现象。将独立的违法性判断引入犯罪构成体系,是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彻底重构。在模式的选择上,引入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向“法治国”迈进的必然选择。     

罪量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刑法典中充斥着大量表征行为及结果程度的词语，学者称之为“罪量”。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必须以法条为依托，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体系需要为法典中每一元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做出符合逻辑的安排与说明。引进德日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之后，为了让该理论更加契合于我国的刑法典，罪量在该体系中应重新定位于违法性阶层之中。其中一些罪量是犯罪成立的消极判断，可视为“违法阻却事由”，另一些则可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加以认识。     

以刑事诉讼证明实践为视角看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之完善

犯罪构成体系是为刑事诉讼证明实践服务的,因此对于该体系的完善,应从刑事诉讼证明实践的视角出发。从证明对象上看,犯罪客体是多余要件,而违法性要件是遗漏要件;从证明责任分配上看,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缺乏层次性,不具有推定功能,导致刑事证明实践的混乱。因此,在完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时,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之中,构建犯罪构成体系的层次性结构,使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具有推定功能。     

重拾四要件犯罪构成：从可取性到核心重申

因为能够处理好自身与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且能够吸纳正当化事由，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应予肯定。而在肯定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之后，我们还应消除因“基本逻辑错误”“基本立场错误”和“基本前提错误”而对犯罪构成所形成的新的疑虑，且应赋予犯罪构成以“司法学顺序性”或“方法论顺序性”。进一步地，当把认定犯罪的方法逻辑和司法效率结合起来，则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内序”应确定为“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最终，四要件犯罪构成应重申的“核心要件”便是“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而这是由“犯罪主观方面(要件)”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三个问题

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有目共睹,是当前刑事立法领域的焦点。在我国行政法与刑法处罚二元体系并存情况下,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危险驾驶行为如果入罪应当采取何种罪名以及犯罪构成模式,危险驾驶的刑罚如何规定,这三个问题在刑事立法中应当着力思考。     

中国特色定罪论体系的建构——以免罪事由为主线的展开

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均存在着免罪事由,而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通说并没有专门的理论对其进行科学的深入阐说.免罪事由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并非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仅就犯罪构成的孤立范畴而言,免罪事由与犯罪构成是各自相对独立的关系.但是,就定罪论体系而言,“免罪事由判断”阶层与“犯罪构成”阶层是一种层级关系.免罪事由是犯罪论中的定罪论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但目前我国的定罪论体系忽略了免罪事由判断这一重要环节,这是我国定罪论体系的重大缺陷,为此,我国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定罪论体系.我国的定罪论体系可以按以下两大层次建构：（一）犯罪构成模型的符合性.（二）具有有罪宣告性（即无免罪事由）.     

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思考

我国刑法学界虽然对犯罪构成的表述各异,但其共同点就是指犯罪成立的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几乎是等同的概念。但是,随着新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该原则不仅具有“入罪”的一面,其在“出罪”的一面更应引起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我国这样有着重刑传统的国家。笔者不惴浅陋,力图在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出罪功能之欠缺,提出自己的初步初步看法,借以抛砖引玉。     

中外犯罪构成比较研究

刑法学领域有三种犯罪构成模式 ,这三种犯罪构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是认识问题的切入点和思维的方式不同而已。以“分析性思维”为特点的西方人和以“对立统一之综合性思维”为特点的中国人在社会危害性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的犯罪构成在节省司法资源、保障人权等方面要优于国外的犯罪构成。     

故意犯罪形态的犯罪构成类型之我见

在故意犯罪的过程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犯罪形态:一是犯罪的完成形态,即犯罪既遂;一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即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一般是以这两种类刑的犯罪形态为依据来划分犯罪构成的。把犯罪的完成形态分为一类犯罪构成,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分为另外一类犯罪构成,使两种类型的犯罪形态分别属于两类犯罪构成。但是在犯罪构成的称谓上略有不同。例如,有的把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称为“一般形态的犯罪构成”,把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称为“特殊形态的犯罪构成”;有的则是把前者称为“基本的犯罪构成”,把后者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这种划分方法,主要目的不在于研究一罪不同形态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而在于揭示两类犯罪形态的犯罪构成的不同特点,其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明犯罪的未     

我国未来犯罪构成体系建构亟待澄清的关系范畴

兴起于21世纪初的犯罪构成体系研究开启了我国刑法学界难得一见的学术论争。但这一论争过程由于缺乏对一些基本关系范畴的统一认识,从而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这些基本的关系范畴主要表现为：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功能关系。我国通说关于这两大基本关系范畴的解说有待商榷,在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之间二者并不是本质与现象、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一种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述关系;在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也不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的应然功能应有所不同：前者是“认定犯罪”,后者是“罪之法定”。因此,如果一定要在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寻找某种联系,则可以通过将“罪状”的概念引入犯罪构成理论中,从而通过罪状将二者联系起来。     

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重新定位

因刑事责任能力免罪,使得司法实务中出现了罪刑失衡现象,由此引发了关于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重新定位的争议及探讨。鉴于现行法律体系下,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可能导致罪刑不均衡、对侵害法益的行为无力给予否定评价、不利于保护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等原因,应当剔除出犯罪构成,不作为定罪依据,仅作为量刑依据,以体现刑法的公正性与科学性,符合防卫社会的要求。     

职务侵占罪的立法解析及实务认定

职务侵占罪是一种常见多发性财产犯罪,但在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中对于如何理解、掌握本罪的罪状及构成要件等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同时,犯罪行为人采取的犯罪手段多样,使人感到不易把握本罪的行为本质,对一些犯罪事实难以准确地认定。实践中一些特殊主体有些可成为本罪的主体,单位的财物并非必须是单位所有的财物,也包括本单位"持有"的财物。"占为己有"应当解释为不仅指归"自己、本人"非法占有,同时也包含归"其他个人"或"他人"非法占有。     

刑法身份的功能建构——以“共犯与身份”问题为中心

建构身份犯、限缩刑罚权、关注人身危险性是刑法身份的三大功能。违法身份犯（义务犯、表见的身份犯）的身份是违法的基本要素,因为违法是连带的,该身份如果发生效用会对无身份者参与行为的不法产生连带性影响;责任身份犯的身份是责任要素,因为责任是独立的,该身份对无身份者的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其他限缩刑罚权的消极身份,基本上也受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独立的共同犯罪归责原理影响。阻却构成要件的消极身份特别地受到法益概念的相对性影响。阻却可罚性的消极身份与量刑身份均属于个别化的要素,有类似于责任身份的规范特点。     

美、德、日公司监督机制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国公司监督机制立法模式不同。英美法系的美国公司采用一元制模式,独立董事制度是监督机制的核心。大陆法系的德、日公司采用二元制模式,监事会制度是监督机制的核心,而德、日又有所不同。我国亦采用二元制模式,但监事会却存在着“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状况。因此,应该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立法经验,重新审视和构建我国的公司监督制度,选择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公司监督机制模式。     

政府采购药品集中招投标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以广东省为例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也备受重视。2012年4月，青海各拉丹东等9家药厂生产的13种胶囊剂被检测出铬超标，更令人震惊的是，经媒体曝光这些企业涉嫌用皮革废料制作药用胶囊。“以价定论”的药品招投标制度被认为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为解决药品采购中的“寻租”问题，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实行药品集中招投标制度，并在2007年出现了以“挂网竞价限价”为主要特点的“广东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但这种模式仍有其弊端。我们将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利用支付矩阵证明这种模式下，企业为中标压低报价，从而产生压低成本的动因。本文将以广东省为例，研究我国现存药品招投标制度中的利弊，并以数据分析作为依托，说明政府历年的药品招投标价格和企业成本价格之间的关系，并给出完善现存药品招投标制度的建议。     

论中国模式的主体特征及其挑战

"中国模式"是与"欧美模式"相比较而提出来的。讨论"中国模式"直接的意义在于找出中国改革发展的主体特征,以使"中国模式"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形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战略选择,它的主体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在变迁路径层面,选择了演进理性的变迁方式;二是在宪法秩序层面,完成了宪政的平稳过渡;三是在文化规范层面,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三个特征是中国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果的重要原因,但"中国模式"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简论新中国社区警务的背景与条件

作为外来词,"社区警务"是意涵丰富的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它既是一种警察哲学、警务理念、警务战略,又是警务运行模式和操作方法.新中国的警务具有"社区警务"的所有属性,是一种典型的社区警务形式,不能因不具其"名"而抹杀其"实".新中国的警务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一种理性的历史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社区警务的母体;群众路线是社区警务的依据和灵魂;单位制度和单位社会形态是社区警务的适宜土壤;社区警务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社区警务是物质资源相对匮乏条件下最为经济的警务模式选择.     

析英国社区戒毒模式 探我国禁吸戒毒新路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能使毒品成隐者根除毒隐的最好方法,但镁砂酮替代法是目前许多国家所应用的戒毒方法。英国“处方体系”的社区戒毒模式已推广了几十年,从最初的福利模式向控制模式转变并有所发展值得借鉴,但也不是尽善尽美。探索我国禁毒新路:1、加大政府行为,充分发动社区各方力量参与戒毒服务队伍;2、改革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3、完善涉及毒品的法律法规4、构建多元化社区戒毒组织的综合体。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基于Blog的SDN企业隐性知识共享研究

为帮助SDN企业实现隐性知识共享,文章首先构建了适应于SDN企业的多维隐性知识模型,针对隐性知识的共享难题,提出了以Blog系统嵌入SDN企业系统实现隐性知识共享的思想,并以定义的三元主体和设计的注册导向表为基础,着重研究了SDN企业“Blog”管理模块的设计思想和实施宏观管理的功能代码,为SDN企业实现隐性知识共享提供理论及方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