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律神话"的破灭——评《法与现代心智》

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弗兰克,在《法与现代心智》一书中阐释了他对法律确定性问题的解答,主张"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含混的和有变化的".也正是因为他这一激进的观点以及探寻问题的方式,《法与现代心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进而促进了学者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然而,从弗兰克的整体学术关怀来看,法不确定性并不是弗兰克的最终追求,更多的是为了突破人们对法律的旧有理解框架,追寻一种"看得见"的正义,进而达至一个个人潜能可以最大化,每个人都有幸福的一生的社会.     

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化路径选择——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研究

我国现代司法制度尚处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法律职业化的目标不仅需要依赖法律职业自身的努力,也取决于社会条件及公众认同。基于我国司法体制的特殊性和历史背景,西方社会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历史作用及高度自治不可能在我国重现。针对多层次的法律需求与法律职业单一化、同质化目标的矛盾,需要重新审视我国法律职业化的目标,选择一种接近于大陆法系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与路径。法律职业在接受国家及社会的监督与规制的同时,应积极回应社会与公众的诉求,注重司法独立与司法民主的共同推进,并不断提高自治与自律程度。     

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

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为法律监督权,对检察权“行政权说”提出质疑。法律监督权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对全部检察职能都可以作出法律监督权的解读。法律监督权的理论基础是分权制衡论,宪政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制及宪法对检察机关性质的界定。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论要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进程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坚韧行动意志,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精...     

论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

政府采购法属于行政法,其法律责任以行政责任为主,包括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进行必要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的主要缺陷。完善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建立法律责任基金制度,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细化有关法律责任条款。     

从美国的法律教育谈“判例教学法”

美国的法律教育以培养职业律师为目的,教学中普遍采用的“判例教学法”,重视实践,强调法律职业能力的训练,充分反映了美国的法律特点。     

历史性、阶段性、静态性、动态性和系统性原则——关于给法制下定义应遵循原则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法制概念的诠释,提出了给法制下定义应遵循的五个原则:即历史性原则、阶级性原则、静态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通过对法制和法治两个基本法律概念的剖析,比较了二者的异同,以期为法律教学和普法教育提供参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

本文针对我国法律体系即是部门法体系的观点进行了评析 ,认为无论是在划分的标准、目的、原则上 ,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原则 ,即权利的神圣性与权力制衡的对抗性辩证统一原则、公平与效益辩证统一原则和自由与秩序辩证统一原则 ,进而提出了以利益为标准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在宪法统领之下的国家法、社会法、家庭法和自治法四大部类的新观点。     

会计法律制度及其前沿问题探讨

会计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与经济学界的热烈讨论相比 ,法学界对于会计法律制度的研究显得较为冷淡。本文借鉴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 ,对会计法律制度的最新研究动向作了一定的归纳和评析     

论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作出了特别规定,但未明文解释其适用对象或澄清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国家机关应采广义,除了通常的国家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和规章授权组织。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和民法典第1036条,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具有多元的合法性基础:法定基础包括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订立、履行合同或人事管理所必需,为应急所必需,合理处理已自愿或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意定基础指取得个人同意;酌定基础指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信息主体合法权益而合理处理个人信息。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对应不同的告知同意规则,需准确理解适用。     

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

本文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经济法的法律价值 ,认为经济法的法权价值在于对权力的规制 ,资源价值在于追求发展公平 ,而社会价值则在于维护经济安全     

试论中国反贩运人口法律制度的完善

贩运人口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奴役,严重侵害被贩运者的人权,危害社会和谐稳定。虽然有证据证明,中国的贩运人口情况很严重和需要加大对反贩运人口的法学研究,但是如何发展反贩运人口法律,仍然缺少系统的分析和严谨的论述。面对严峻的贩运人口犯罪形势,有必要完善反贩运人口法律制度,为打击贩运人口提供更为良好的法治环境。     

论我国技术创新法制的“社会本位”重构

技术创新法制主要涉及专利法和相关竞争法。在我国的专利法即将修改、反垄断法已经实施的新形势下,我国现有的技术创新法制将面临总体上的重构,鉴于该重构异常复杂,我们有必要从法理学的视角进行较深入的思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考察相关的哲学和经济学根据,我们认为:我国技术创新法制的重构应坚持"社会本位"的立场,以维护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社会性创新、社会性竞争以及消费者福利等社会利益为根本任务。而该定位要求:专利法应通过修订回归于社会本位,也就是要确立"准弱化"的专利法;相关竞争法应强化其原有的社会本位,也就是要确立"最强化"的相关竞争法;二者皆以增进消费者的经济福利为最终诉求。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西部大开发与重庆法治建设

西部大开发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的,健全的法制既是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条件,也是其必要保障。本文从重庆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述了法制建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对西部大开发中法制建设的几个中心问题时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     

浅谈通过法律制度来构建和谐社会

自古以来人类都在追求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和谐有序的社会。现代和谐社会的标志就是通过法律制度来整合、组织、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     

试论海岛开发利用与法制保障——以浙江省依法开发舟山群岛为例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有大小岛屿数以万计。近年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自然资源日益紧缺,海岛的重要性逐渐体现。如何科学开发利用海岛日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议题。2009年12月26日,我国《海岛保护法》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并于2010年3月1日起施行。《海岛保护法》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加强对海岛的保护与管理,规范海岛开发利用秩序。以浙江舟山群岛的发展为例,通过比较各地海岛开发利用的过程和经验,可以为我国海岛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具体操作提供可行性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海岛的科学合理开发利用,促进地方海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should be an application interpretation to individual cases that is guided by judges and participated by the prosecutor and the accused, for which the judicial judgmen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of specific cases, and the criminal precedents should be as a carrier.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hould change from the previous practices of issuing normative and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to the dual approache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application through direct creation and indirect acknowledgement. Liang Genlin, Professor and Vice Dean of Law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Tuebingen (2001–2002). His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olicy, and his important publications include “On the Structure of Punishment”, “Liang Genlin’s Review on Criminal Policy, Volume I, Criminal Policy: Standpoint and Category”, “Liang Genlin’s Review on Criminal Policy, Volume II, the Arm of the Law: Expand and Limit”, “Liang Genlin’s Review on Criminal Policy, Volume III, Criminal Sanction: Manner and Choice”. Besides, he has also published over 40 discourses on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olicy since 1996.     

Hart,Raz and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An underpinning assumption of modern legal positivism isthat the question of how legal standards differ fromnormative standards in other spheres of human thoughtis resolved via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and thenotion of internal logic, through use of contextualdefinition. This approach is seen to lead to anuntenable form of structuralism altogether atodds with the positivist's intentions. An alternativestrategy is offered which allows the positivists toretain their deepest insights, though at a price.     

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法哲学基础

当下人工智能主体学说面临诸多问题,需从法哲学视角予以审视。就人工智能本体而言,其行为具有自主性,不宜纯粹以客体相待;从他者期望视角观察,人工智能拥有道德责任能力,系道德主体。法律主体理论经历了由自然人有限人格到全面人格,再到自然人、法人综合人格的演化过程,呈现客观化趋势,不唯理性、意志等主观要素论,其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提供了栖居空间。在目的论意义上,人工智能能够推动积极向善,助力美好生活,实现显著的经济社会价值,作为法律主体具有合目的性。在当代,传统主体哲学转向,人的哲学危机引发新思考,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客体范式发生变化,客体主体化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实践显现一种哲学可能性,即主体不限于人,从而强化了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