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请“三类”官走人

德阳市近日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新办法，请“糊涂官”、“无德官”、“平庸官”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自愿辞职三种情况实施辞职。     

对“村官”辞职的思考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后，一些地方的村干部“位”未坐暖，便提出辞职。出现此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一些“村官”缺乏为群众服务的意识，缺少奉献精神，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会产生辞职不干的心理。二是一些村经济困难，村干部待遇偏低。少数村干部觉得当“村官”吃苦受累划不来，于是，主动要求脱离村干部队伍。三是一些村缺少经济发展优势，想为农民办事却拿不出钱和项目来，村干部无法施展才华，无奈只好辞职另谋出路。四是管理体制不够规范和完善，上级单位经常插手村里的工作，使村干部多头受命，可谓“上面千条线，…     

领导干部“傍款”现象探析

近年来,“傍大款”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傍着“大款”的,不光有“小蜜”和其他社会成员,甚至发展到一些领导干部,最近几年发生的腐败大案要案,不少都有“傍款”现象掺杂其中。这种现象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忧虑和不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待人“嫌贫爱富”。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同所在地的那些有钱的老板、厂长、企     

领导视窗

“官员问责”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从对重庆开县井喷、密云踩踏事故、吉林火灾、阜阳市劣质奶粉等事件的责任追究中,可以明确看出,“官员问责”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地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行政过错追究暂行办法”等,今年4月中央又批准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了严格规范。从不问责到问责,再到以法制保障问责,靠法律和制度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体现了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心。不难看出,在民智日益开启,民主日益…     

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职如何办理？

我单位有名领导干部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对上对下感到难以应对、力不从心，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他想提出自愿辞职。请问，这样做可以吗？领导干部要自愿辞职如何办理？——读者 高善 答 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或者公职。办理程序如下：（1）干部本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书面形式向党委（党组）提出辞职申请。辞职申请应当说明辞职原因等情况，同时辞去公职的还应说明辞职后去向等。     

试论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俗话说:“雁行千里靠头雁”。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直接关系到领导活动的方向、成果,而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的偏与正,除了其自身的努力修养和学习外,还需要行之有力的监督,对其行为加以规范。在新形势下,怎样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它影响到领导干部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发挥更大的效能。笔者试从三个方面浅述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 一、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必须强化监督网络建设中的意识能动作用 监督工作要想做得好,网络建设是关键。“网”好打“鱼”多,“网”破捞“鱼”少,监督网络健全与否决定着监督的成效。     

江苏泗洪：第一个吃“螃蟹”

今年2月21日。全国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传出重要信息。中央纪委驻最高人民检察院纪检组组长王克表示。中国将在各级检察机关中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王克说。凡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致使国家、集体资财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恶劣影响的。以及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违反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经商办企业的规定或严重违法违纪知情不报或不予纠正。造成恶劣影响。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的。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本人应主动提出辞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提请人大及其常委会罢免或撤换。或者按照有关干部管理规定予以免职。其实。早在1995年的中央5号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就有要“建立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明确规定。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规定。本刊特编发这组文章。供大家参考。     

“护短”使不得

时下,有的领导干部对下属的缺点错误甚至腐败现象、违法犯罪的行为极力开脱,多方袒护。究其“护短”原因,不外乎如下三点: 一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揪出“小鬼”现“大鬼”。这样的领导干部,往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突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地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行政过错追究暂行办法”等,特别是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了严格规范。在这种以权责对等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安排下,官员不肯或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便没有资格或不必再持有权力。     

领导干部“廉而无威”的成因

领导干部要树立起威信,就必须做到廉洁自律。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虽是两袖清风,但在群众中仍是威信不高,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只看到了“威而必廉”,而没有充分看清“廉而必威”的本质,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偏颇,从而出现了“廉而无威”的现象。 究其成因,我认为在如下几方面:     

引咎辞职研究述评

近几年我国学者研究“引咎辞职”的非常多。众多学者对“引咎辞职”的研究从时间纵向角度看，它是紧密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引咎辞职”理论在我国学界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角度是不断拓展的，研究的思维是越趋理性的。     

混淆"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后果

关于如何认识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上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特别是存在着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的问题。多年来,许多研究者把凡是不能一致起来的说法都看作是理论上的"发展",结果引出更多的麻烦。斯大林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式上都是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却存在着混淆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到当代的变化,就其中的"麻烦"而言,多源于这个"混淆"。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叙述斯大林社会主义观的变化,论证了斯大林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是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并未进入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本文第二部分,是对由于上述混淆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主要是理论上的麻烦,作举要分析和简明解释,这是本文的主题内容。最后是一点补充说明。     

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阐释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同研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关系,从而深刻理解这个命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现代性"到"世界性"--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向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演变。21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由“现代性”向“世界性”过渡与演变的文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多受“政治”与“革命”的制约,21世纪的文学则多与“经济”相纠缠。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发展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总格局,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将会以新的民族性和时代风采融入世界文学之林。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原则。文章从价值维度出发,探讨新发展理念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表明我们党必定会将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必定会始终信奉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     

浅谈“先富”向“共富”转变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共同富裕”成为了亮点之一,在“先富”向“共富”转变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很多人认为不应该再提“效率优先”了,“注重公平”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坚持“效率优先”更具有不容轻视的重要意义。     

“最多跑一地”背景下地方治理标准化建设研究——以“龙山经验”为例

文章以浙江省永康市基层治理“龙山经验”为研究样本,探索构建地方治理标准化体系,通过提取重要建设指标,最终从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路径、运行机制等方面形成“龙山经验”标准化体系。同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龙山经验”标准推广与运用效果进行评估,从中提取了19个因子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认为群众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因子是影响基层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詹姆逊“认知测绘”方法论的启示

詹姆逊在他的“认知测绘”理论指导下，做了两种测绘尝试，分别是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测绘、为当代全球化测绘。他的测绘尝试体现了辩证思维方法、总体化方法、中介化方法和历史性方法。他的“认知测绘”方法论对于个人和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个人可以根据总体关系，绘制出自己与当地和国家的社会关系；国家可以利用其确立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新三反”运动的历史回顾与启示

新三反运动是我党继“三反”运动之后的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其重点是反对官僚主义。肃清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将反官僚主义斗争引向深入，是新三反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新三反运动本着密切联系实际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与和平的原则，严厉惩治官僚主义者，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新三反运动为我党现阶段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历史借鉴，尤其是通过群众来信打击官僚主义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是随着研究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而逐步深入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西方学者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点从精英政治转向群众运动。由于这种研究受主观预设、抽样方法和样本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他们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误。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当地群众运动的起源、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等问题,对"社会冲突理论"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并试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作出新的整体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