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战略与路径转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最新认识,又是涉及到社会主义治理理念、国家制度体系、治理者治理能力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战略。其所体现的发展转型,将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大思路和宏伟实践。在实现向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转换进程中,我们将面临许多非常复杂的课题。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与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转变的突出表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推动国家宪政体系建设,为国家治理奠定制度基础;有助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助于涵养社会核心价值,夯实国家治理的公民社会基础;有助于社会合作共赢,有效应对转型危机和治理难题。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现代化路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模式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变迁体现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转型的逻辑主线。政府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基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对现行的政府治理边界、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方式等作出调适,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与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     

机遇、挑战与责任: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在现代化和民主化征程中国家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实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使中国政治更加主动地融入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轨道,开辟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转型发展的中国新道路,但也对中国共产党带来重大挑战,即要求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党执政的科学化和党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实现民族复兴,构建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无可推卸的使命责任,最为主要和紧迫的是:经济领域现代市场体系的真正确立、发展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逐步转型、现代意义上社会治理格局的全面形塑、执政党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系统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探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从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向转型,要求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治理理论下的国家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中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可使其发挥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互惠和网络关系方面构筑新型政社关系,以此了解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整合的困境,探索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党内法规制度效能提升研究

党的二十大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未来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新征程上,必须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制度“作为一种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权威机关所制定的“专门规章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一种内部正式规范”,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的制度优势。当前,要把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正确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价值旨归,以政党治理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略,以彰显中国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的概念体现了多元协同治理的特征,需要利用法治的优势来节约社会成本、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走法治道路,以提升法治能力为核心内容,在立法、司法和营造法律氛围等方面加强法治建设。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重建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整个社会开始由“单位制”向“社会制”、“国家制”向“社会制”、“国家制”向“社区制”全方位转型，这一社会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重新构筑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过程。     

社会治理智能化效能研究——以新疆地区“智治”实践为视角

科技是夯实社会治理体系的第一要素，科技水平的日新月异为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效能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科技支撑。新疆“智治”的实践过程表明，社会治理智能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发挥了重大效能，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协同性。     

转型社会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管理职能建设

社会转型推动着政府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心在于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打造服务型政府、推进合作治理是社会管理职能创新的重点。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有助于化解转型社会的矛盾,有助于应对风险社会治理,有助于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深刻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省委、省委统战部的重视和关心下，为期一年的第二期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于2014年4月9日在我院开班。本期培训班学员主要是来自市县的党外领导干部，为了帮助学员深刻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用新思维、新观点提升领导能力，我们设计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案例教学课。本课程设计以领会政策、提升能力为出发点，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专题，首先由青年教师介绍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然后由主讲教授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概念转变的深刻意义，我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和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一些要求以及领导干部如何积极培育、探索以“治理的理念”开展工作和进行决策等问题进行讲授。最后，选择我国多城市发生的抵制“PX项目”案例，通过大量材料展示出“PX项目”既是国计民生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又被老百姓视为不可接受的洪水猛兽这一矛盾冲突，以及国外对“PX项目”的做法等，要求学员开展讨论，作出评估与抉择。这次案例教学，培养、锻炼了年青教师，促进了教学相长。学员普遍认为此次教学活动对于帮助自己转变领导观念有作用。学员在课堂发言的基础上整理成以下文章，现发表如下。     

中国社会政策转型与国家角色的转变

文章借助蒂特马斯对社会政策“三分法”的划分方式，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变迁过程及其中国家角色的转变轨迹。文章发现，由于时代背景、执政理念和政府财政能力的不同，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制度再分配模式向剩余式模式的转变，并正在朝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人多元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体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角色经历了从撤出再到回归的过程。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辅相成。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利于形成利益整合型社会。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必将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

在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导力量。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明确“政党—政府—社会”关系模式内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建引领”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有机结合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拓展和延伸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路径，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成效，进而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协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体制中的定位思考

按照现代治理理论，协会作为一种自治性的法团组织，它在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中应该有合法和稳定的地位。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得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和引导的积极作用。我国社会团体发展的实践也昭示着，只有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自治团体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相当程度地将公共治理理念付诸实践，并体现在中央政府大力提倡的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指导思想方面。由此可见，“合作主义”的公共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治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模式。     

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     

治理理论与我国政府管理创新

治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治理理论的本土化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夯实民主政治基础，培育和完善法制社会，当前要加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切实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论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法治问题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支撑，而数字政府建设必然要在法治的环境中进行。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目前已经建立起以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主体的立法体系，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居于“非常高水平”的等级，但也存在着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执法标准尚不明确等问题。为此，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进行专门性立法，出台相应的《数字政府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并落实相关执法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