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以来政府权力的变革

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进一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经济放权与政治放权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平等放权,健全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困境与选择：集权与分权间的垂直管理——以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为考察对象

由于垂直管理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从而在我国集权与分权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从微观上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从宏观上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从而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解决"条块"矛盾的平衡点.     

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的重点,一是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二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 一、加强分税制改革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一)唯有较强的国家实力才能推动全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权与分权——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调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进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体制僵化和损害地方自由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     

行政分权下的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几经调整，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性问题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性问题成为困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的关键性问题。为了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改革走向规范化，克服权力不断收放的怪圈，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重构集权与分权的治理模式。     

李先念改革财政体制思想及现实意义

回顾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中央集权型"统收统支"体制--行政分权型"财政包干"体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分权型"分税制"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三个大的阶段,而每次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关系,在李先念改革财政体制思想中多有涉及.笔者谨以时间为序,对李先念的这一思想进行一定的梳理论证,并结合现时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要求推进行政区划改革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等问题,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区划是地方国家机构设置的前提条件,也是地方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创新现行行政区划格局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更是适应并促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一、改革创新行政区划体制的根本动因和背景行政区划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体制,是国家结构的重要组织形式,对     

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不合理

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不合理○徐健我国财政体制在经过多次重大改革后，分税制作为一种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已从１９９４年下半年起在全国普遍实施。从目前来看，分税制的实施，增强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关系的合理规范，但分税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某...     

发达国家政府间职责划分的比较分析

发达国家的政府间职责划分,既有许多差异,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可资参考的做法和经验有:依法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建立政府间分权体制;将政府事务分为国家事务、地方自治事务和中央地方共有事务,并依此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范围;各级政府支出主要用于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政支出中一般居于主导地位,承担主要支出责任;改革的趋势是逐渐扩大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     

论地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民主监督体系的重构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方面。如何跳出集权与分权的恶性循环、继续保障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现有体制,对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实现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设置的不合理,地方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以及现有民主制度不发达等因素,造成了公共权力的异化现象。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的构建,道德、权力、权利、程序的制约以及公民社会的壮大来维护中央政令的权威与保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最终实现社会正义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