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回腐败资产国际合作机制研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研究视角

追回腐败资产机制是通过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根本举措,也是建立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追回腐败犯罪资产机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对腐败资产的监测、扣押和冻结、没收、返还等四个环节.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建立我国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刑事缺席追诉”作为打击腐败犯罪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规定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未予规定。为打击外逃贪官、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公正和效益价值,我国有必要建立以缺席侦诉和缺席审判为具体内容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关于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思考

所谓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制度,是以宪法和党章为依据,由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纪委、监察部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国家机关和其他单位制定的,由若干个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主要有国家法律法规中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党内法规中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惩治和打击腐败犯罪尤为迫切。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是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的最佳制度是国家刑事政策。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存在层级不清、体系混乱、衔接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腐败犯罪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反腐败刑事政策内涵,重新构建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转变反腐败方式,尝试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模式。     

惩治腐败犯罪国际合作中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没有国际合作很难有效地打击国际犯罪，惩治腐败犯罪也是如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由于传统国家主权原则的限制，腐败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他们的特权，在事发后逃往其他国家，从而使惩治腐败犯罪必须依靠相关国家的有效合作。我国虽然通过加入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为在国际上合作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这些法律和措施都还很不完善，使得在惩治腐败方面进行国际合作面临种种困难，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探索新的方法和途径。     

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思考

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使腐败本身具有犯罪性质,腐败犯罪主体高位化的趋势比较严重,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惩治腐败犯罪之立法,加大刑罚适用的力度与幅度,完善惩治法人腐败犯罪的刑罚制度,加强监督立法,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打击腐败犯罪的滋生和蔓延。     

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舆论监督的作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挥舆论监督在腐败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大大提升了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还是透明国际的国家廉政体系,舆论监督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舆论监督的发展离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舆论监督要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大有作为,还应该从四个方面努力,即强化舆论监督制度构建的力度,提升舆论监督反腐报道的质量,前移舆论监督惩治腐败的端口,探索舆论监督预防腐败的路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机制

从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的具体路径来讲,可从风险控制、信息互通、企业合规监管以及民间反腐交流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从而实现腐败犯罪的有效预防。除此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立法思考,发挥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指引和惩罚作用,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     

评析《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项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公约。该公约确立了促进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规定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等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还规定了缔约国对公约所涵盖犯罪行使管辖权以及缔约国相互间提供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这个公约的生效,将对各国运用国际法机制,协调与合作打击跨国犯罪提供强有力保障,我国批准该公约不仅有利于通过公约加强与有关国家大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机制。     

惩治与预防腐败犯罪的理论思考

《实施纲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宝库。惩治与预防腐败是治国理政、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学习贯彻《实施纲要》,要正确处理惩治与预防的几个关系问题,健全和完善预防腐败犯罪的监督体系。     

权力犯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提出了权力犯罪的概念,在分析权力犯罪同职务犯罪和腐败的关系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权力犯罪的特点、构成和类型。这对于实践中认清权力犯罪本质、打击和预防权力犯罪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     

腐败存量特赦之证伪

我国腐败高发,特别是腐败犯罪黑数巨大,腐败存量惊人的现实情况,已严重影响我国反腐斗争的信心和进程,基于此,腐败存量特赦论浮出水面。腐败存量特赦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以交换形式谋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有重大缺陷,在实践上对刑事法治有质的破坏力,违背国际反腐条约的基本精神,损害社会正义和国民的法情感,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治理腐败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零容忍的司法态度。     

我国行贿罪的立法完善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合性犯罪,故而遵循＂双打＂的策略,即在打击受贿的同时也不放松对行贿罪的惩处,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司法实践中的行贿罪已经发生异化从而背离立法初衷。为了更有利地打击贿赂犯罪,应当调整刑事政策,引入举报豁免制度与污点证人制度,从内部瓦解行、受贿双方的同盟关系以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腐败。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职务犯罪是隐秘性极高的犯罪,同时由于其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使职务犯罪侦查呈现出取证难、干扰多、阻力大的特征。实践中,法律对职务犯罪侦查规制的局限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能的发挥,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举步维艰。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充分发挥其打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腐败洗钱研究

据国际会议披露,中国内地近几年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300多亿来自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的腐败所得。这种被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洗钱犯罪"主要有同步式腐败洗钱和衔接式腐败洗钱两大类,其猖獗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现有的法律、管理和合作方面的漏洞。因此,要有效地同腐败洗钱作斗争,必须适应打击洗钱犯罪的大趋势,尽快制定《反洗钱法》,扩大洗钱犯罪对象的范围,强化以审计制度为核心的干部管理体制建设。     

“权色交易”非罪容忍几时休？——从国际反腐败公约的启示谈我国反性贿赂的立法问题

随着腐败的社会危害不断加剧,严惩腐败为大多数国家的刑法所采纳。贿赂除了财物、非财产性利益之外,还包括性服务在内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国际反腐败公约也规定贿赂的范围为不正当好处。我国应当借鉴扩大贿赂犯罪的范围,把性贿赂在内的非物质性利益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以遏制日益猖獗的腐败犯罪。     

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反腐法律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存在反腐国家法律和反腐党纪党规的互相冲突,缺少一部统一的反腐败专门法,有关反腐败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完备,影响到反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国家反腐败法和若干关键性反腐败单行法规与配套法规,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罪名体系,加强反腐败立法协调,以满足依法反腐的现实需求,实现与国际反腐法律接轨,夯实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厚实法制基础。     

“辩侦交易因素”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存在理性及其司法运行问题研究——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入“辩侦交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反贪力度和推进反贪工作，达到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目的。然而触及到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将“辩侦交易因素”很好地引入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理论和反贪办案实践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对其本身的存在理性和司法运行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当然这种研究的视角是多样的、自由的甚至是随意的，这里选择“相对合理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视角，但愿是相对理性的     

职务犯罪主体之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关于治理腐败犯罪最完整、最全面的国际公约,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对职务犯罪主体的一般理论研究,揭示我国职务犯罪主体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冲突,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进行反思和重构,以利于实现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