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来源于"苏维埃帝国"。"帝国"继承国的特殊国家身份从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遗产,也留给了俄罗斯比普通大国更多的外交"包袱",使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使西方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与雄心,继续沿用看待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外交。分析俄罗斯外交,既要分析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俄罗斯自身特性,也要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体系性质变化导致的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还要考察俄罗斯自身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体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对俄罗斯外交有很大制约。未来俄罗斯会对西方采取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妥协。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未来会更加平衡。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中俄彼此认知,决定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可期的。     

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探寻之旅——詹姆斯·比灵顿的俄国文化研究

詹姆斯·比灵顿是当代西方俄罗斯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通过对他的三部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经典作品的研究,可以透视他以及受到他影响的西方人眼中的俄罗斯文化。比灵顿坚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对俄罗斯文化的独特认识:对大自然的特殊感情、东正教信仰及对来自外界新生事物的周期性激情,是塑造俄罗斯文化的三个核心因素;俄罗斯文化的每一种形式都经历着"模仿-创新-摧毁"三个阶段;俄罗斯文化发展与其政治进程具有同构性;白银时代需要高度重视,白银时代的文化成果与苏联时期的文化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困扰。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在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重构历史观念。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所赖以维系的国家意识形态被抽离,但是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一方面,地理观念作为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不可分离,基于地理的领土扩张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巨变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侵蚀,导致地缘综合征在俄罗斯社会的蔓延,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话语,反映了它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在地区身份的塑造上,俄罗斯不再追求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而是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将后苏联空间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全球身份的追求中,俄罗斯希望成为大国协调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并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加强认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地缘政治具有对抗性与零和博弈的特点,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从传统的观念和当代的现实来看,俄罗斯无法摆脱"地理的诅咒",迷失在地缘政治中也许是俄罗斯的宿命。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苏联解体--俄罗斯性格二律背反的必然选择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古希腊、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等众多帝国的解体均是非主体民族反抗主体民族专制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造成的.而苏联帝国的解体恰好相反,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联邦共和国带头谋求独立造成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特征,与民族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决定民族命运,分析俄罗斯性格二律背反的特征,可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索更加全面.     

大陆帝国邂逅海洋文明: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义

英国和俄罗斯的交往始于1553年,在400多年的时间里,英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17-18世纪,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对于英国的科技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模仿,英国则默许俄罗斯取代瑞典成为东欧最强的国家,两国保持着足够的默契和友好关系。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成为欧陆霸主,海陆帝国的竞争主导了19世纪的欧洲格局。最终两国在克里米亚兵戎相见,并且使俄国失去了欧陆霸权。进入20世纪以后,英俄帝国都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兴起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英国主动放弃了帝国,但也同时失去了全球大国的地位。而俄罗斯则通过建立苏联的方式,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维持大陆帝国的实际存在,但因为无力应付与海洋文明的整体性竞争,耗尽了内部的活力,最终也以解体而告终。冷战结束后,影响英俄关系走向的很多限制性要素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英俄两国几次尝试在双边关系上有所突破,但都无果而终。400多年累积下来的历史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前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英国国内对俄负面认知将长期存在,且英国对外政策仍在延续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核心的基本思路,英俄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仍然较低。如果这些历史形成的基本条件不发生变化,未来英俄关系缺乏互信、低位运行的状况将很难得到有效改变。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现阶段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北方研究",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围绕北极空间开展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正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学术界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采取用"北方"代替"北极"的策略,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然、精神空间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一起,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维度共同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     

世界体系中的后苏联国家: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之比较

自1989年以来,后苏联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沿革轨迹。这些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群体:欧盟新成员国(NMS)、独联体在欧洲的成员国、独联体在亚洲的成员国和中国。这四个国家群体对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参与和依附程度各不相同。需要对它们在工业和贸易方面的能力作出界定,而这些能力对其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化产生着影响。国家群体对于世界体系的特定联系决定了其特定的经济(以及政治)能力和依附水平。通过考察它们各自不同的投资模式、贸易伙伴和金融依附情况,以及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压力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到:一方面,欧盟的后苏联国家坚定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大型经济体(如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建立起本国的市场及网络,因而其经济自立水平要高于欧盟新成员国。存在着三种对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反应方式:更深地融入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走向一个较少新自由主义色彩而较多协调主义的世界体系、形成以"对峙力量"和区域集团为标志的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体系。     

陌生的邻居——后苏联时期俄国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中俄关系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降,历代沙皇就强行且快速引进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以期强盛俄国.此举刺激了俄罗斯帝国上流社会励精图治,却给社会下层和知识界以巨大压力,孕育出深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然而,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是17世纪以后大规模扩张而迅速形成的,这导致其疆域内族裔构成多元和宗教成分复杂.为了有效治理这样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主义又被帝国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俄国民族主义”.而俄罗斯帝国在融合一部分现代欧洲文明因素之后变得更为强盛,在疆界上和中国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在文化归属、价值观认同、精神追求等方面也和中国之间产生复杂的碰撞,俄罗斯民族主义随即成为帝俄时代和苏联时期理解中国问题、处理中俄关系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后苏联俄国重建历程中,这种民族主义是其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样延及到俄中关系领域:俄罗斯民族主义之于当代俄国对中国的认知、态度、情感、评价等,远不是临时的情绪表达,而是有着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的自觉行为,包括大众媒介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知识界关于汉学研究、政界关于俄中双边关系的理解和处理等.这些行为既不能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限定,又在文化结构和精神深处导致俄国人折损中国所期待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效力.     

俄罗斯重评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社会思潮分析

苏联剧变时,俄罗斯曾幻想能迅速融入欧洲文明,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近20年来,俄罗斯却历经曲折。面对发展道路的实践结果与期望值之间的巨大反差,俄罗斯社会开始反思过去,理性审视曾经否定的苏联历史。考察剧变前后不同时期俄罗斯各界对斯大林、对苏联历史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探寻俄罗斯重评苏联时代的背后动因,可以看出,俄罗斯对斯大林及苏联历史的评价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重评斯大林及苏联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意识乃至国家行为。充分认识俄罗斯重评斯大林、重评苏联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理性对待俄罗斯重评苏联历史的社会思潮,对于把握俄罗斯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Imagin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foresaw neither the end of the east–west rivalry no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from the 1960s up through the 1980s, several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ists put forward insightful analys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ld war, its changing importance in world affairs and the problems that increasingly confronted the Soviet Union. Well befor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several liberal international writers sensed that the cold war was abating, that this abatement was important for world politics and t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having serious problems in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superpower with an Eastern European empire.     

South Korea’s policy toward Russia: A Korean view

The article focuses on delineating South Korea’s policy toward Russia. First, it gives a cursory review,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how South Korea came to normaliz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has continued to maintain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 the wak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an attitude of increased pragmatism. Second, it examines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South Korea’s diplomatic milieu, especially in terms of its strateg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n a bilateral and regional contex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light of its newl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Finally, South Korea’s policy agenda vis-à-vis Russia is identified in various arenas, including diplomacy and security;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multilateral secruity regime-building.     

Orientalism,otherness, and the Soviet empire: travelogues by Latvian writers of the Soviet period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vel writing in a national lit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ographical and mental cartography that characterizes that territor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Latvian travelogues of the Soviet era as encounters with other nations within the Soviet empir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ole of Latvian travel writings in shaping a feeling of belonging to the empire. In addition to fostering obedience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Soviet empire during the first 15 oppressive years of the Soviet regime, Latvian travelogues of the later years represented the Soviet empire as a conflictual sit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landscapes.     

History writing as agitation and propaganda: the Kazakh history book of 1943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viet recent past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post-Soviet republics. In Kazakhsta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has gradually rehabilitated leading Kazakh communists, such as Zhumabai Shaiakhmetov. One of the main rationales of this rehabilitation is his support for Kazakh historical writing, which resulted in a textbook published in 1943. This work has been seen as an endeavor by ‘patriotic’ Kazakh officials and historians to defend Kazakh national heritage against the ‘Soviet colonial empire’. By presenting a broader view of the war period in Kazakhstan from the archiv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history textbook was in fact merely an agitation-propaganda produc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azakhstan. Shaiakhmetov and others had mostly secured their career by remaining loyal to the Soviet system dur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the Great Famine and the Great Terror. Therefore, their encouragement of the publication of a national history in 1943 for propaganda purposes does not qualify them as suitable predecessors of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Kazakh rulers.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North Korea’s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cy of promotive adaptation

Dramatic changes in East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resulted in North Korea’s doubling its effort to shield and defend itself from disturbances emanating from the outside. Yet, President Kim Il Sung of North Korea has also opted for new diplomatic moves of realignment in existing ties with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is also seeking new rleations with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rth Korea’s diplomatic adaptation in 1990–91, such as its balancing diplomatic acts vis-à-vis the majo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is examined, and so is the North Korean dilemma of reconcil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deology. While Pyongyang’s nonaligned nations diplomacy is temporarily stalled, its Un diplomacy is likely to be activated as a result of the simultaneous entry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South Korea in 1991.     

1958年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始末

1944年苏军进入罗马尼亚后,对其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955年罗马尼亚首次要求苏联撤军,结果遭到赫鲁晓夫的强硬拒绝。经过不懈努力,1958年苏联终于同意罗方要求。苏联之所以同意撤军,主要是出于和平攻势的需要,也考虑到罗马尼亚处在一个不容易受西方国家攻击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对罗马尼亚忠诚的"奖赏"。苏军的撤出为罗马尼亚以后独立自主政策的实施大开了方便之门。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Abstract

Non-aligned India has been the focal point of the super-power détente. The Soviet Union has been interested in fore-closing a revolution in India because it regards India as the very model of “national democracy” which lends itself to peaceful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Besides, the Soviet Union,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a stable, viable India to ensure a continuing Asian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Both the super powers have tried to underwrite India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it is not convulsed by revolution. As India has been drawn into the vortex of the superpower game to contain China, its non-alignment has lapsed into double alignment.     

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

三木内阁试图利用中苏矛盾在两国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一方面表示要全力推进中日缔约，稳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以此提高对苏交涉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想开罪苏联，在中日缔约上施加种种限制，积极推动日苏对话，以增加对关战略博弈的资本，加重对中国谈判的筹码。三木内阁企图从中苏对抗中渔翁得利、两头通吃的作法反而使日本在苏联的压力下陷入被动，也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和否定，从而使其推行的“等距离外交”在实践中四处碰壁，而不得不草草收场。     

"A Very Present Menace"? Attlee, Communism and the Cold War!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urther opening of archives, the role of Western communist par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fresh scrutin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vic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 and its security servic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represented, at least in the early Cold War period, a "very present menac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licie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Europe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Britain and explores how these shaped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Attlee Government, especially during the London dock strike of 1949. When place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Attlee's anti-communism can no longer be accepted, as most commentators do, as simply a product of Cold War parano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