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士人阶层的演变

汉代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确立的时代，也是士人阶层急剧演变的时代。专制政治对士人的塑造主要是通过选举制度具体实现的，本文以选举制为视角，考察汉代士人阶层的演变。在汉代，士人阶层经历了两次演变：西汉，由游士到儒士；东汉，由儒士到士大夫。士人由游士、儒士到士大夫，从体制外走入体制内，确为中国文化的一大转变，反映了汉代历史的特征。     

儒道互补的思想根源及其社会价值

作为中国古代士人性格根源的儒道两家，以互补的形式始终并存于士人的理想之中，共同完善着士人的思想性格。“儒道互补”对于士人的人生理想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揭示了儒道两家何以形成互补的思想根源，并论述了“儒道互补”的价值观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的精神内蕴

《世说新语》一书以记载魏晋士人的言行逸事为主,描绘了＂魏晋风度＂之生动图画。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大夫群体人格追求的写照,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以其特有的潇洒、真率、放旷与智慧诠释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内蕴,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本末观的变迁与士人的流向

中国古代由于德本财末、农本商末价值观念的影响及其政策化的推行,驱使士人志于向道而流向仕途。但宋元明清之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观念由重义重德转向崇尚金钱,由农本商末转而认为工商皆本、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加上“天下之势偏重在商”,于是士人发生了弃儒就贾、官商兼为、亦儒亦商、儒重实学等义利兼顾、德财兼重的流向分化。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明代监察制度制衡功能及其蜕变研究

明代中期之前,上下相维、以小制大、内外并举的监察制度在纠劾贪渎、消除弊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选人用人机制与士人群体信奉的儒家意识形态相结合,为制度发挥约束和激励作用提供了帮助。但是明代中期以后,皇权对制度的干预、长期积累的人事流弊以及士人群体信仰的变迁导致这套监督制度逐渐丧失了效用。总结明代监察制度衰变过程对于今天探索行政监察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士以天下为己任”刍议

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已消亡,但传统儒学犹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担当?传统中国的士人是社会政治精英,"士以天下为己任"蕴涵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做人"教育——亦即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为终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为此需要拓宽视界与胸怀、继承先人的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增进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在近年出现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感召下,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的根基。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士以天下为己任”刍议北大核心CSSCI

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已消亡,但传统儒学犹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担当?传统中国的士人是社会政治精英,"士以天下为己任"蕴涵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做人"教育——亦即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为终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为此需要拓宽视界与胸怀、继承先人的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增进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在近年出现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感召下,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的根基。     

秋天的赞歌——为《西安政治学院学报》创刊二十周年而作

在《西安政治学院学报》创刊二十周年到来之际，正值暮秋时节，物候渐老。 在古代士人的心中，秋的意象更多是西风古道、衰草残阳，胸怀中充塞的是无尽的失意惆怅，诗文中流淌的是寂寥中的悲吟。     

古代中西伦理文化异同新论

中国古代伦理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伦常日用、务实求真的世俗色彩,兼容并收、融合扬弃的思想体系,注重修身、追求心性的内在修养。古代西方伦理文化的特色是突出道德及精神生活价值,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中西古代伦理文化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处。认真研究其基本特点及异同,对于建构、完善当代世界伦理文化新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司法官吏选任制度的嬗变

中国古代虽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群体,但司法官吏广泛的存在却是历史事实。由于中国古代司法从属于行政的基调,司法官吏的选任并没有独自适用的制度,而是和行政官吏适用同一的选任制度,这种制度可称之为官吏选任的普通制度或程序。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首先遵循官吏选任普通程序的前提下,对司法官吏的选任又做出了一些专门规定。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为诗家切玉刀——佛教与中国传统诗歌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佛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对诗歌的内容、创作的群体以及诗歌的形式、题材、创作境界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充的士人论及其创作观

王充的士人论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主要包括士人际遇论 ,对“文吏”与“文儒”的评价、对四种儒士的划分及对“鸿儒”的推崇等。王充的士人论表明他对士人才能与德操的重视 ,对创作之才的赞赏。     

魏晋士人言语的共性与个性

言语是魏晋士人清谈的基本载体,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士人的言语世界异彩纷呈,既有鲜明的共同倾向,又有独特的个性差异,极能折射出士人人格的双重性,是后世品鉴魏晋风度的有效渠道。《世说新语》作为士人言语的宝库,其语料价值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闽国士人的政治命运

唐末五代初,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士人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而同时的福建在王氏治理下,相对安定,许多士人为避祸,纷纷南下福建。在闽国前期,王潮、王审知兄弟礼贤下士,得到士人支持,使闽政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与发展;闽国后期,王氏诸主昏聩残暴,信任巫道,蔑视和迫害士人,政治迅速腐败,闽国走向衰亡。     

古代侗款效力溯源——对古代三江侗族村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

笔者考证了古代侗款的约法性质,并从程序法的角度分析了古代三江侗族村寨社会纠纷解决的基本运作方式,继而揭示：社会契约固有的群体内在约束力是款约得到有效遵守的重要原因。     

“党”一词的汉语语义演化——兼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丰富“党”概念的内涵

作为表达中国社会特指政治实体的基本语汇,党这一概念的汉语语义,经过4个阶段的长期历史演化,不断改变人们认识党所持有的特定政治内涵:一、中性词的党,指中国(古代)农村的基层治理单位;二、贬义词的党,指狭隘的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三、中性词的党,指社会政治团体或政党;四、褒义词的党,专指中国共产党。     

论西晋中下层士族、寒微士人与浮竞士风

在西晋,中下层士族和寒微士人的发展因受到门第限制而举步维艰,但中后期的外戚专政和＂八王之乱＂却打破了这种局面,使大量中下层士族和寒微士人得以进入政治核心,这种压抑的制度与巨变的政局,深刻地影响到了此时士人的心态,形成了一种浮竞士风。     

中国古代死刑适用机制初探

中国古代死刑适用是在自己特有的法律文化中进行,而这种法律文化对死刑的适用具有制约的作用。中国古代死刑在适用原则上是慎刑,这与中国古代认为“人命至重”有关。同时,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受到三个方面文化因素的制约,那就是“天人和谐观”、报应观、“无讼”的盛世观和仁政观。为了应以上原则和文化的需要,中国古代在死刑适用上创制出对死刑案件的分类,进而对不同类别的死刑案件分别对待。这样构成了中国古代特殊的死刑适用机制。     

侦探小说,百年中国文学中的特殊现象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异彩纷呈 ,新的文化造就新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 ,也孕育新的文学样式。中国侦探小说就是诸多新的文学样式中的一种 ,它脱胎于中国古代传统公案小说 ,发端于西方现代侦探小说的译介 ,经历了二十世纪初叶、中期和世纪末三个繁荣期。第一个繁荣期从题材、形象塑造到表现手法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痕迹明显 ;第二个繁荣期题材极为单一 ,侦探形象由智慧化身的个体转化为大众化的群体 ;第三个繁荣期题材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作品的社会性、思想性更加强化。     

古代中国判词之“引经据典”探析

古代中国司法官在很多案件判决中经常不直接援引法律条文,而是以＂引经据典＂书写判词后作出判决。这彰显出古代中国判词之＂引经据典＂的诸多特殊功用。具体言之,＂引经据典＂是一种古代中国的衡平司法,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化司法形式主义,也是一种司法权力正当化策略,更是古代中国的法律解释方法之一。而这一切特殊功用的形成要归结于古代中国儒士共同体、行政官与司法官的三位一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