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初的重典治吏与当今的反腐倡廉

当今腐败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反腐"已成为世界性难题。早在我国古代,吏治就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其中不乏可借鉴的经验。明朝之初,朱元璋"乱世用重典",制定严刑峻法以惩治贪官污吏,其规模之大、用刑之重在中国古代史上少有,对当时吏治的澄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以明初重典治吏内容、经验与教训等为例,对当今中国的反腐倡廉发表了相关见解。     

朱元璋重典治吏及其启示

为了保障新建立的朱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和吏治清明,朱元璋通过颁布一系列严苛的律令和确立相关的制度进行重典治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朱元璋重典治吏的经验教训对当今的反腐败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刑法中的重典治吏

本文从研究《唐律》及明太祖关于重典治吏的有关法律规定入手,表明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重典治吏只能收效于一时,不可能根治封建社会肌体上官吏贪赃枉法的痼疾。最后结合当今法制社会对治吏方面的规定,明确指出古代刑法的“重典治吏”不能用于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开展的反腐败斗争。     

论西周时期对犯罪的治理及其当代意义

距今三千年的中国奴隶社会综合治理犯罪的理念和各项措施对于当今社会在犯罪的治理方面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西周的治国模式是奴隶社会较为完备的时期,其"保民"、"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与目前国家提倡的"以德治国"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礼刑结合"、"富之、教之、绳之以法"的综合治理犯罪的政策与我国目前追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综合治理密切相关;其重典治吏,严格法官责任制度,以及罪疑惟轻的、提倡罚金刑等刑事政策,无不为当今天中国在治理贪污腐败,渎职罪以及刑罚适用方面的提供着思路。     

从中国古代治吏看当今反腐

当今腐败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反腐”在我国任重道远。其实在我国古代，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封建法律关于治吏的规定，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虽然其在惩治腐败方面只是一时之效，但是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封建各王朝的治吏作用，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议清代吏治框架下州县官的司法职能

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吏治"关乎国家安危,清代州县官作为当时最基层政权的管理者,在"吏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尤其是州县官的司法职能受到特别的重视.     

《唐律》惩贪治吏思想浅析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值得探索和研究。唐律把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吏治立法的重点,对其作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内容详尽,刑罚严峻,恩威并施,赏罚分明。在唐初整顿吏治方面卓有成效。本文从唐律从严治吏的历史原因入手,就唐律涉及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阐述和评释,以期对当今的反腐倡廉能有所借鉴。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     

多维度透视朱元璋“重典治国”

“重典治国”既是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亦是其司法指导思想。“重典治国”的司法实践基本上贯穿于洪武一朝。学界关于朱元璋统治时期的“重典治国”不乏研究，但其重典之故、重典之“重”、重典之人、重典之效依然值得探讨。     

朱元璋重典反贪成效甚微的原因剖析

明初朱元璋以刑杀为威,重典反贪,相信重典可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但是,明代贪官污吏仍层出不穷,其成效甚微,令朱元璋失望。明初重典反贪成效甚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文以《明太祖实录》、《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等为第一手资料,从明初重典反贪立法、司法以及监察监督制度本身来分析其失败的原因,以期对我国目前反贪污反腐败体制有所裨益,对建立一支更加廉洁更加高效的干部队伍有所启迪。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图鉴之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周礼·秋官·大司寇》中记载:"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这便是著名的"三国三典"理念,亦称刑罚世轻世重制度。在中国古代第一次明确提出诉讼宽严理论的思想家,当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子产。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认为:"夫火烈,     

中国古代司法官吏责任制度的内容及特征

中国古代司法官吏责任制度是古代吏治中的关键内容。它内容丰富、规范详密、自成体系、几乎涉及现代诉讼的每个环节;制度化程度高;法律规定很严。这项制度对明确司法官之责任、促使公正审判、维持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有益的思索。     

论中国古代法律对赌博的规制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历史痕迹几乎贯穿人类文明的始终。，赌博违背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一直被法律所禁止。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禁赌法律实践的总结与研究，指出其具有法令为辅、教化为主；法网严密、用刑苛峻；重典治吏、严惩官赌；禁而不绝、明禁实驰等显著特点，以期为我国未来禁赌立法提供借鉴。     

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及其启示

廉政法制建设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涉及惩贪立法、考课、监察以及俸禄制度等诸多方面。廉政建设首重制度保障,其次还要重视物质和精神上的保障。这既是中国历朝统治者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吏治清明盛世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给我们的启示是,君主专制制度既是腐败最主要的制度根源,也是廉政建设最大的制度障碍。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惩治腐败立法的完善并不能持续有效地遏制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吏治的清明只是一种短暂、偶然的现象,而吏治的腐败则是长期、必然的现象。     

中国古代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及其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官员及其家人,以及对同居卑幼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等两方面。这种限制与吏治文化、家族一体观念等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同时,对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古代契约自由与平等的实现。     

康熙注重整顿吏治

清初的康熙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少有的开明君主。他在位期间，特别重视整顿吏治，发展生产。他曾多次讲道：“每念民生之休戚，由于吏治之贪廉”。在整顿吏治方面，康熙帝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严格官吏考核制度 明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方法。考满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种；考察则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种。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只是从考察中分出了京察、大计两法。历俸三年考满，对在朝京官和地方督抚的考核为京察，对地方其他官员的考核称大计。顺治至康熙初年相当长一段…     

中国历代“肃贪”法律刍议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官僚机构很早已趋发达,因此历史上留下的有关反腐肃贪的法制也较多,这方面的内容可说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特点.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历代对于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便可发现,官吏贪污受贿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和严重的问题.吏治的清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民心的得失,国家的治乱与兴衰,成为封建王朝周期更替的重要原因之一.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历代王朝的开明之士,求治之君对此均有所认识.尽管历代各朝法令政策各异,但为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其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对吏治都十分重视,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肃贪”便是其一.……     

秦汉时代的律令断罪

近年来,中国古代的法律渊源成为法律史学界集中关注的学术问题。然而,学界的大部分论述都集中于明清时代,对秦汉时代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秦汉时代,虽然朝廷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法家、黄老到儒家的转变,但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都在不同程度上指明,律令治国作为一种基本统治手段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应,律令断罪很可能是秦汉时代审判的基本样态,而儒家思想所阐发的则只是一种政治理想。所谓"王霸道杂之"或"以儒术缘饰吏治"正可从这一点获得证明。     

论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源远流长,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秦汉时期,完备于隋唐时期,发展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为其集大成时期。经过长期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形成了考绩机构专门化、考绩内容实绩化、考绩程序规范化、考绩等第明确化、考绩奖惩一体化、考绩制度法制化等特点,对澄清吏治,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的优秀成果对我们现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中——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传统。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法文化从内涵至源流都打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烙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法文化传统。作为这种法文化传统之内在精神,亦即其灵魂,是儒家思想之精髓的"中道"理念。本文拟从"中"的文化与法文化内涵入手,考察作为价值目标与指导思想的"中"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从而对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的"中"作一大致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