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宪法与一个时代——《美国宪法》在清末民初的传入及对民初中国立宪的影响

在世界法制史上,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各国法律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宪法》输入中国,并对中国发生影响的过程,就是中国移植《美国宪法》及其制度,并以之为蓝本改造本土法,使两者并存融合的过程。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法律事实理论视角下的实质性宪法解释

对于我国当下是否已经存在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宪法解释行为或结果,宪法学界存在不同认识.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已经产生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实质性宪法解释文件,但实质性宪法解释的判断方法和标准尚无学术共识.宪法解释是否已经成为实体与程序相统一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宪法实施制度,仍需从法理上进行严谨和细致的分析.结合宪法解释制度的法律事实特征来看,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确立的宪法解释制度,在宪法实施的实践中已经具备了构成完整法律事实意义上的宪法解释的实体性要件,并且通过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法律文件发挥着实质性宪法解释的制度功能,但其程序性要件还不完备.宪法解释制度今后完善的重点,应当是全面和系统地整合各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宪法解释文件,通过统一、规范的宪法解释程序发布正式的宪法解释令,构建判断方法科学、认定标准清晰、结构体系严密的完整法律事实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制度.     

路径依赖与基因断裂——日本百年宪政转型透视

日本历史上曾面临两次不同宪政制度的抉择,也经历了两次不同宪政制度的转型.从制度与文化的意义来说,现代日本人的法律生活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互动过程.在转型过程当中,日本制度与文化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宪法”和“作为制度的宪法”之间的偏差使得日本人的法律生活呈现出巨大的断裂与鸿沟.然而,另一方面,新宪法并没有完全被“路径依赖”所决定,日本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曾出现部分断裂,宪政文化趋于成熟,并最终演化为新宪法实施的生命力.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为新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不同方向的力量,并在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下构成了新制度的合力,最终共同决定了日本百年宪政转型的样态,同时左右着现代乃至未来日本人宪法生活的状况.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移植中的递减效应原因探折

进行法律移植时,并不意味着国外众多相关制度都可以作为被移植的对象,必须考虑对象的可移植性。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各国在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权利财产化的过程提供法律保护方面的经验积累,具有高度的共通性,这为成功移植提供了条件。我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移植从总体上看,外部的压力是促成移植的主要动力,对移入的对象上,基本上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法律制度移植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社会的认同度,由于移植的被迫性,导致了社会认同度的欠缺。为了提高知识产权法律的移植效应,实现本土化成了移植成败的关键。     

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之构建

违宪审查制度是现代各国确保国家法制的统一,维护宪法的尊严,审查各项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各国都有其特定的国家机关来进行违宪审查,并且在实现宪法的价值和功能,促进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至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     

法律移植与转型中国的法制发展

正一、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常态比较法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比较法的功能之一是通过与外国法和国际法的比较,更好地认识或改进本国立法。〔1〕在现代比较法学问世之前,对不同法律制度的比较,甚至在比较的基础上移植外国法律,就已成为历史上各国立法者所使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法律移植不仅是比较法学研究中一个持久不衰又充满争议的学术问题,而且是     

论回避宪法判断原则

作为"权利的宣言书",宪法最明快地保护人权,理当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即使在宪法审查制度发达的国家,法院在引用宪法上也恪守消极主义立场,尽量回避宪法性判断,在法律层面上处理案件,充分尊重普通法律的稳定和立法权的独立.然而法律的制定常受现实的影响,从而忽略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果盲目坚持回避宪法判断的原则,就会姑息纵容损害基本权的立法行为.所以当基本权受到明显的、持续的、严重的侵犯时,各国法院仍会积极适用宪法判断.这一点也值得国内实务界和学术界适当借鉴,以应付以宪法为诉讼依据的案件和事件.     

转型社会宪法修改的模式与功能

以宪法制度的稳定性程度为标准,世界各国宪法大致可以分为定型宪法和转型宪法两种类型。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宪法制度仍未定型。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中国宪法修改的模式和功能不同于一般西方法治国家宪法,也不同于一般的转型国家宪法。从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经验来看,宪法修改主要发挥了向后看的确认功能。在全面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宪法修改逐渐开始发挥前瞻性的功能,将社会基本价值共识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为根本规范,进而为未来社会转型提供规范性指引。     

新书

《法律英语:美国法律制度》(第四版)本书为法律英语教学领域的领先之作。作者结合中国学生的特点和需要,精心编选,准确注译,将英美国家法律制度、法律教育、司法系统以及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等各部门法律的精髓和要义,以22课篇幅悉数展现,附有配套音频.     

探析构建我国人权的宪法保护体系

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目标,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权的实现。宪法为人权的实现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构建我国宪法对人权的保护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实体与程序法律规范,明确宪法所保护的人权范畴,建立与各部门法的有效衔接,并逐步实现宪法在司法领域的适用。     

昂扬而凝重的话题:俄罗斯法治转型进程中的法律自治

法律自治作为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和现代法治国家建构的基础,近现代以来,虽然各国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侧重点有所差异,但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行为最高的世俗评判标准和法治社会建构的终极目标,俨然已经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共识。俄罗斯的现代法治转型历时二十余年,已经形成其独特且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规则,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俄罗斯在加速推进法治的现代转型中,一方面对重构的法律体系不断地补充与完善,使之更加合理和高效化;另一方面,进一步革新法律制度和培育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俄罗斯司法改革的顺利推进及法治国家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     

墨辩思想何以应用于法律适用

墨辩言推理,谈类故;而法学也说推理,要类故。墨辩需要逻辑,法学也需要逻辑。而且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现代法学进程就会发现,各国在移植或承受法律制度时,往往只是将其制度及其原理通过本国思想相融合。本文从此出发,探讨我国传统思维——墨辩逻辑在法律中的适用。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表达”与“实践”——以宪法定位与实践的背离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践存在较大差距和背离，这种背离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关于检察制度的质疑牙口争论。导致法律监督职能“表达”与“实践”之间背离的原因是法律监督立法本身不协调、法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移植法治”的路径造成检察制度多元混合体的弊端、制度变革中“立法推动主义”路径的局限以及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卷化”倾向等。“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引起理论争议从而削弱检察机关的权威，也可能促使检察机关采取推动法律监督立法、成立专门的诉讼监督机构等多种措施强化法律监督，以逐渐找回自身正当性的定位。     

论法律发展中的宪法问题

现代国家与社会的法律发展,皆是以宪法发展为核心而递次展开的,凡是缺乏宪法发展的法律发展很可能就是畸形的和扭曲的。所以,宪法是法律发展的核心与关键,法律发展必须以宪法发展为旗帜。在法律制度创新和学科研究发展中,宪法思维与宪法意识不能缺席,我国法律能否获得健康、稳定、持续性的发展,取决于法律职业者所应当具有的宪法思维与宪法意识。而在法律发展中,如何使宪法具有实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制度问题。     

对民事公诉问题的思考

狭义上的法律监督是指专门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法的实施所实行的监察与督促。在宪法和法律意义上,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的主体。刑事公诉权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权能之一,其产生是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的需要。本文认为在民事领域推行公诉制度与实行刑事公诉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具有可行性。     

试论法律移植背景下中国竞争法实施机制的完善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的常见问题.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各国法律间的交流借鉴成为大势所趋.本文以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为基础,阐述了我国法律移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以我国竞争法实施机制为突破口,在全面分析美国、欧盟的立法体例和选择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国家制造业社会向全球信息化秩序转型.法律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相互推进,这对全球法律格局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法律客体与财产类型层面,伴随信息资本的全球流通,知识产权成为核心法律部门,传统产权已难以把握信息资本主义的真实动力.大量自治性客体出现,信息资本围绕“原型”创新展开竞争,当代法律必须针对这些变化提供新的规范性框架.在法律空间层面,信息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域限制,法律系统不再受限于领土分化,进而获得全球范围发展的动力.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了全球法律空间,在互联网数字宪法、全球商人合同法、药物专利法以及超国家宪法等领域都出现了法律发展的新契机.全球各大系统的内在冲突,也推动“社会性宪法”的诞生.在法律时间层面,古典法律时间被充满风险的信息化时间取代,所有法律关系都进入到时间性的流动平面.“后风险社会”的到来,既使当代法律变为一个风险性系统,也使当代法律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在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中,法律系统将承担比过去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     

私有财产权与法律改革--1978-2003中国法律改革史考察

中国1978年至2003年的法律改革是围绕着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来进行的.私法领域的改革确立了私法财产权,公法领域的改革确立了公法财产权.私法财产权和公法财产权的结合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制度.2004年通过的宪法第22条修正案同时规定了私法财产权和公法财产权,是对中国25年法律改革的概括和总结.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新时代宪法的实施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我国宪法制度的切实运行、宪法理念的深入人心、宪法文化的亘古长青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一项制度、一种精神和一种历史叙事与宪法制度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党的领导制度、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成为了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体系.我国宪法制度与西方宪政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2018年我国宪法修订及时回应了世界格局重大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宪法实施推动国内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体现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还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宪法实施的三大方略,即政治方略、法律方略和意识方略,并对宪法实施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指引.     

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