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成效不仅关系经济的发展,更关系人民的福祉。挖掘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寻求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有效路径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从雾霾产生的溯源看,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因素,雾霾治理进步率符合城市雾霾治理的理论逻辑,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完善对雾霾治理进步率的影响是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完善正式环境规制、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是有效进行雾霾治理的路径选择。     

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监测城市PM2.5浓度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多个地区遭遇严重雾霾天气,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健康与生活。基于2014年全国设立PM2.5监测站点城市的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敏感性分析方法,从经济发展和公共治理两个维度探索了PM2.5的影响因素,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失调是雾霾天气的深层次诱因;从污染物的排放源来看,能源消费结构、机动车尾气和建筑扬尘成为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在对环境污染的公共治理方面,尽管因雾霾大规模爆发以后,各级政府开始加大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投入,但是目前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增加值比重和机动车保有量显著影响PM2.5,且二者的敏感性系数较高;但节能环保支出比重和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不显著,且具有较低的敏感性系数。对此,提出"调结构、减排放、强治理"九字策略的政策建议。     

城市雾霾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

当前,城市雾霾危机是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公共事件。学术界关于城市雾霾危机的成因分析过于片面,治理主体如政府、市场及社会等提出的策略也存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弊端。从历史的长时段分析,立足于整体视野,当前我国的城市雾霾危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密切关联,亦与我国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紧密相连。要想从根源上解决当前城市雾霾危机,必须综合分析并明确界定各治理主体的职能,有针对性的提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的治理建议。     

金融支持雾霾天气治理的思考

<正>近年来,我国有半数省份被雾霾天气所覆盖,多个城市陷入重度污染之中。有专家指出,如此严重的雾霾天气,是历年来所没有发生过的,这是多年来污染物排放积累的结果。为了应对雾霾天气,中央有关部委和各地纷纷出台多项治理措施,"两高一剩产业"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节能减排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政府、企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探寻绿色发展、清洁发展的新道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理应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支持节能减排、治理雾霾天气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立法博弈与公众选择

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华民族风俗习惯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部分城市出台地方性法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2005年以来,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部分城市将原来的全面禁止调整为指定地点、指定时间限制燃放。在社会民众的心理上,许可、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2013年1月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中,北京市污染尤为严重。在污染的空气中,社会公众超越了立法,共同自发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生态文明视域下雾霾治理对策研究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发,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下,协同治理雾霾迫在眉睫。雾霾现象的出现,导致各种疾病不断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本文首先阐述了雾霾治理的必要性,其次分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雾霾治理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境这一现状,进而表明必须建立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同治理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     

雾霾防治背景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研究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雾霾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瞩目。我国雾霾污染和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同根同源的特征和明显的协同效应。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倒逼机制,以高效率、低成本完成雾霾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举措。2013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为了加快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有效促进雾霾防治,必须从以下几点入手解决:建立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科学制定碳排放总量目标;积极鼓励自愿减排交易;创新碳金融工具类型;加大碳排放权交易宣传力度。     

雾霾跨界合作治理价格机制探讨

环保部公布的2015年全国整体空气质量状况显示全国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若从区域的角度看,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等地区的雾霾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研究认为只有运用市场的经济的手段,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雾霾问题。分析建立在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上,构建跨界合作雾霾治理价格机制,分别论述了价格机制建立的必要性、重要性、设计框架和运营模式。建议建立跨区域的跨界雾霾管理委员会,要求遵循市场规律,运用价格杠杆,在第三方评价机构的监督下,征收雾霾税或提供财政补助,形成跨界雾委会、地方政府、污染企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四位一体"的运营模式,实现跨界合作雾霾治理价格机制"钻石模型"设计框架。     

加强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治理

<正>近年来,随着机动车的快速增长,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以山西省为例,主要城市的大气污染由以前的煤烟型污染向混合型污染转变,其中汽车排放污染物在废气排放总量分担率达46%左右,在市中心区的分担率达60%左右。从全国情况看,2013年雾霾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刻不容缓。机动车尾气超标治理是大气污染防治     

构建特大城市治理的“武汉模式”:目标与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特大城市治理是一个世界性、世纪性的课题,是社会治理的重头戏。作为全国12个特大城市之一,武汉近年来在城市治理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但依然面临多重困境。因此,应围绕构建安全、有序、文明的城市治理目标,积极应对特大城市的多元治理趋势、区域人居环境、风险预警与公共安全等问题,努力创新和探索建立特大城市治理的"武汉模式"。     

生态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雾霾治理

雾霾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经营发展的产物。解决雾霾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雾霾原因调查然后关闭工厂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质是一个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生态治理困境的背后,实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以雾霾治理问题来看,至少涉及多个制度问题,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就业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中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的利益冲突等。所以,通过行政的方式(朝令夕改的政策)无法解决雾霾问题,必须通过立法(广义的立法,包括法律法规,高层级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统筹考虑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利益,才能找到各方满意,并共同遵循的解决办法。     

略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主要成效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环境治理,经过若干年多方面的努力,城市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表现为城市环境治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经济健康发展;城市环境治理提高了城市环境管理水平;城市环境治理提高了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城市大气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城市水体污染治理成效明显;城市垃圾处理率不断提高;环保产业化逐步走向正规;城市环境治理法制化建设不断加快;城市环境治理国际合作走向深入.     

雾霾天气成因分析及应对思考

2013年，我国中东部地区先后遭遇多次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给人们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本文详细分析了雾霾天气产生的原因及特点，列举了国外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雾霾影响和治理过程，以及我国近期为防止大气污染采取的多琐措施，提出从根本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需要在制度上实现保障，从源头上进行防治，建立长效的协同治理的联动机...     

天津发展光伏发电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正>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雾霾天气等问题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威胁。当前,治理好雾霾天气,不仅是积极应对环境恶化的战略选择,也是提升城市形象和改善投资环境的客观要求。为此,必须对能源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开辟光伏发电治理雾霾的新途径。雾霾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天津市雾霾     

论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就是将城市社区的"公-私"和"私-私"这两条治理关系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将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社区居民的自治和社区利益团体参与治理整合起来,而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模型,重视社区主体之间双重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多方面的理论依据.这种民主合作的治理方式,经过学者的归纳和总结,已经获得了各级政权机关的确认和肯定.     

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形式主义治理路径研究

形式主义是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具有多方面的生成诱因和表现形态。在现代复杂性社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式”“被动应付式”“单一施策式”等解决思路和治理对策对形式主义治理显得捉襟见肘。新形势下,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通过持之以恒深化治理改革、优化治理结构的角度去寻找解决良策。协同治理理论与解决当前形式主义问题在理念、举措、机制和效果诸多方面具有契合之处,有助于识别形式主义现象与本质,挤压理论泡沫,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标本兼治。在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应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观念培育、推动结构耦合、注重科技支撑、加强效果集成等方面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实现形式主义治理的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理念协同、治理举措协同、信息数据协同和治理效能协同,切实提高形式主义治理效能。     

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北京与福州的对比

基于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选择北京与福州两个雾霾污染程度差异较大的区域作为典型案例,通过问卷调查法与意愿价值评估法(CVM)分析两地公众对雾霾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北京较福州公众的支付意愿更高且差距较大,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应从制定可持续的宏观发展战略、加强监管力度、鼓励公众参与三个角度出发,达成各个社会层面的治理共识,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分析不同区域公众对雾霾的支付意愿,对于污染严重区域的治理及污染较轻区域的防范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雾霾跨域治理法治化的困境及其出路——以G20峰会空气质量保障协作为例

雾霾的跨域性决定了治理的协作性。我国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试行大气污染协作治理机制,并在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G20峰会空气质量保障协作方案为例,治理机制的项目性、应急性、短期性、指令性仍是其鲜明特点,而在机构、方案、手段、保障和协作等方面,法治化程度明显不足,治理机构权能不足或超越权限的隐患极大。将协作机制的机构组织、协作方式、职能授予、运转程序等纳入法治轨道,是破解雾霾跨域治理困境,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城市化的“反向运动”与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基于上海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理论思考

在波兰尼看来,现代社会中的市场扩张与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同时存在,是任何存在市场经济的地方都会面临的问题。城市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引擎,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市场扩张与"反向运动"的比例分配和实现程度,形成不同的治理要求,决定城市发展的方向。上海通过基层治理的各项举措,回应了市场经济的挑战,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对城市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形成四个方面的关照:保护性的"反向运动"要求将基层治理拉回"以人民为中心"的视野,治理内容、治理对象相应转向社会关系和群众事务,实现从向上对应到向下着眼的重大转变;治理主体和治理中心的多元化是打破经济轴心后的必然现象,但不是强调多元本身,而是呈现多元合作;治理手段、治理方法必然要适应多元化的治理要求,适应人的、社会的需要;治理目标、治理成果则与社会主要矛盾相一致,致力于形成"人民建""为人民"的现代城市。     

美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其中国借鉴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否实现有效的城市治理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美国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早,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政府组织结构、城市治理体系等五个方面积累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借鉴美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在城市治理理念、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改革,可以有效推进新时代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