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

本文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讨论了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分析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特点、作用与局限.以此为基础,展望了此类村庄在实现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乡村治理中农民组织化未来的发展,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与乡村社会政治发展

本文从土地制度着手 ,从人地关系、农民与集体的关系、乡村社会的权力权威格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与乡村社会政治发展之间关系 ,认为土地制度对乡村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时有起伏 ,但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 ,它对乡村社会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于执政党土地政策变迁的历史考察

土地问题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乡村土地政治的逻辑就是共产党以土地为媒介或手段治理乡村社会。在梳理既有理论进路的基础上,本文从执政党土地政策变迁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化和调整来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认为在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制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历了国家建构与阶级解放、全面控制与依附、国家赋权与公民权的生长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随着人地流动的加剧,需要进一步调整土地政策,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以土地为纽带把国家和农民链接起来,从而强化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东南亚民族志丛书《缅甸乡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

<正>作者通过在一个缅甸村落——抱村的长期田野调查,对村落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如僧俗关系、亲属制度、年龄结构、性别文化、权力运行方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和思考。对缅甸乡村社会结构进行了概念界定以及总体性特征的探讨,提出"强礼仪社会"与"弱依附社会"的概念来描述缅甸乡村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样态、缘起与突破北大核心CSSCI

农民主体性是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拥有的自觉自主意识、权责主体地位、自主选择权利和主动创造能力的有机统一体。它是回答“乡村为谁而兴”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构成了乡村善治的重要前提。论文基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历史方位讨论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困境,认识和理解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现实样态、缘起及其突破路径。     

农民利益流失的成因、消极影响及对策

农民利益是农民问题的核心。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现阶段农民利益流失比较严重,已成为改革与建设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文章认为,消除农民利益流失的关键在于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建立健全农民利益保障体系。     

中国当代家风构建的新范式探究——基于“场域—惯习”论的架构分析

优秀传统家风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是中国古人对于家和人旺等传统家庭观念的集体认同,它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基本遵循的家庭伦理秩序、道德风貌和文化风范等。在当代中国社会,传承和构建优秀家风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从布迪厄"场域—惯习"论的分析视角出发,我们试图探究中国当代家风的新范式——在审视和扬弃传统家庭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与家庭的场域联系,从而使得个人惯习在道德的教育与践行之间达成一致的当代家风范式。通过研究,力促社会与个人之间形成关系性的双向互动,进而达到完善家庭乃至社会的伦理规范与道德教育之目的。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合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途径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以农村的民间组织为载体,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从而出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需要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做好乡村产业“特、品、融、新”大文章

正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扩展农民增收空间。我们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在"特、品、融、新"上下足功夫,做实乡村产业发展"大文章",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提升乡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让产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乡政权工作必须适应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需要

目前,乡政权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它建设成为组织和推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力武器。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一些全面合作化或基本合作化的乡,乡政权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或不完全是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而主要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经济。乡政权的工作对象,已经由一家一户的细小的生产单位,逐渐变为农业社、互助组较大的生产单位。因而这些乡的政权组织,都把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为中心的农业增产任务作为它经常的基本任务,并且能够及时地研究、解决互助合作中的症结问题,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促进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在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成员中,互助合作组织的领导骨干与积极分子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因而乡政权的群众基础愈益加强和巩固,这就便于它联系互助合作组织,领导全乡的互助合作运动。这些新的情况表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不仅为乡政权创造了进一步改进工作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便于它通过互助合作组织去团结教育农民,巩固工农联盟,为顺利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谱系与发展趋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谱系可以分为"合作化"时期、"政社合一"时期、"政社分设"时期以及新时代"三治结合"时期四个重要节点。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朝着治理主体逐渐多元、治理方式由政策主导到法治引领、治理客体由相对简单渐趋复杂、治理内容从"资源提取"转向"资源下乡"的发展趋向转型,这些发展趋向是擘画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工作思路的重要依据。     

让改革促成农村生产力的不断解放

<正>15年前,福建省武平县总结捷文村等改革试点做法,率先启动集体林地林木产权改革,突破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上山"限制,激发了农民发展林业的积极性,解放了林业生产力,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家庭变迁:轨迹、逻辑与趋势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家庭发生了急遽的变迁。文章在梳理近几十年来家庭研究主要历程的基础上,利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全国人口普查等公开数据,从五个维度剖析了家庭变迁的轨迹。研究发现,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家庭形成正在日益向后延迟,家庭规模走向微型化,家庭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家庭关系趋向民主化和平等化,但是家庭风险也日益扩大。作为家庭变迁源动力的现代化转型和国家以改造家庭生活为目的的政策干预,尤其是被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庭变迁的趋势仍然有较大争议,但不断被提及的"家庭危机"以及在社会阶层流动中不断被强化的家庭因素,提醒我们亟需重新审视国家、家庭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家庭政策体系,防止因家庭政策的缺失造成家庭危机的蔓延。     

城市家庭的奶粉焦虑、哺育伦理与市场卷入

一种奶粉焦虑正在中国的城市家庭蔓延。在现象层面,婴儿喂养焦虑在哺育伦理中展现为,观念上的婴儿成长标准与现实中的家长喂养责任之间的张力。变革的私人生活情境要求家长们审视并更新喂养责任,这与现代医疗话语与传统养育知识所定义的婴儿成长标准发生冲突。究其机制层面,城市家庭卷入市场当中,制度环境的转变乃是奶粉焦虑发生的动因。"品位塑造"与"观念生成"描绘了具有本土意涵的哺育伦理形态。而在城市家庭遭遇奶粉焦虑的过程中,消费意识形态主导的道德合法性正树立起来。     

合作化理论的思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合作化理论,源远流长,影响巨大。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今天,考察这个理论产生、演变及其所指导的社会实践,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前人的思想,正确地总结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地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伟大变革,从而为农业经济的新发展提出新思考。     

再论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关系农民生存保障的基本权益。不论是考察其历史形成还是为解决其在现实中的困境,都应以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直接占有为前提。文章整理了目前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有关学说,赞成在我国物权法中直接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分析了集体所有权的概念并提出以农民集体共同共有权解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合理性。     

农民的认同逻辑、行动单位与乡村研究的基础

乡村社会是与城市社会相对的一个社会子系统,其内核是乡村地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乡村人口不断结构化而形成的群体存在状态.因此,认识乡村社会,就是要认清农民的群体存在状态,而理清这一状态的关键是搞清楚农民的认同逻辑与行动单位.讨论农民的认同逻辑与行动单位有利于建构乡村研究学术对话的统一基础.笔者认为,农民的原初认同逻辑来源于农民以认同单位为言说对象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的实质内容是农民能够在基本生活单位里生活更好.进而,农民的认同逻辑决定了农民的一般行动单位,农民的一般行动单位又决定了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和基本视角.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存在的瓶颈及建议——重庆市大足区改革试点实践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先后经历了"农民所有,自主经营"的个体经营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营体制、"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完善基本经营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阶段[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全面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2-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是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重庆市大足区是全国33个改革试点地区之一,按照中央     

开放、流动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改革与创新

开放与流动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特征,我们日已进入了一个流动的新时代。在流动的时代,乡村社会外在日益开放、流动,内部却呈现出"村社不分、政经合一"、"内在束缚、外在排斥"的显著特征,农村社区治理各类问题与矛盾频发。从现实来看,在开放与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变革,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社会制度却构造出了一个内在封闭、外在排斥的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了一对矛盾,由此导致了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在实践中,实施村社分开、政经分离、户产分开、重构集体产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包容性的社区治理制度,是走出流动时代的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出路,也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一手独拍 虽疾无声

我们常可以看到,有些同学一心埋头学习,对社会和集体却漠不关心。他们认为现代生活强调的应该是个人的素质,如知识水平、创新力、开拓精神等,只要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通过“个人奋斗”就能成才,至于社会和集体则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一手独拍,虽疾无声”啊! 科学人生观告诉我们:“任何个人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生活,个人发展离不开社会所提供的现实基础。”当我们念及伟人建树的事业,都不由叹服于他们的创新精神,然而他们的成就并非孤军奋战的结果。鲁迅说过:“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中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