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基于扎根理论的市域营商环境障碍因素、作用模型及优化策略

市域营商环境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场域和新载体。从X市营商环境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看，当前地方城市面临的主要“堵点”集中表现为：政策制度系统性不够、机制运行畅通性不足、环境友好支持性不强、政企互动有效性较弱。各方面的构成要素存在差异，并以不同的作用机理影响着市域营商环境质量。基于“制度—机制—环境—互动”模型，从提高营商环境整体质量出发，地方政府需要构建以“系统集成”为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减少政策内耗；全面推动“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以数字治理和流程优化深推政府系统联动。各城市也要注重“内外兼修”,在推进改革深化的同时，打造更贴心、友好型城市，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和政企互动，以城市“软实力”带动地方营商环境质量提升。     

热线服务机构作为兜底部门的内在逻辑——基于结构—制度—能动的分析框架

处理剩余事务的兜底部门权力的正式化是中国基层治理重要的创新实践。热线服务机构权能之所以增加，是因为实现了以人际关系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力向以组织职能为代表的正式权力的转变，这一过程是由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与能动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倾向于更主动地维护自身权益，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从客观上造就了更复杂的行政环境；由于组织专业化与竞争性增强，难以量化的民众满意度在其他部门中的目标排序远不如其价值靠前，兜底部门已经难以凭借非正式权力促进跨部门协作，只能更多地依靠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总之，结构—制度—能动的框架以过程为中心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的互动，从政策执行的维度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治理效能上的制度优势。     

政策变迁视角下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逻辑——基于广西A县经验的分析

关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横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分割开来探讨,很少从纵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统一起来考察,忽视了二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及其表现。本文引入时间因素,以政策变迁的视角对广西A县经验进行历时性分析,从政策与试点关系的时序变化中探讨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的推进逻辑,并依据案例建构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时空交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对自上而下输入的宅基地改革试点而言,政策往往会在时间上经历滞后于情景、超前于情景以及与情景相适应三个不同阶段,其背后隐藏着试点运作转型的两种行动空间,即“应激性转型”和“调适性转型”,这种时间和空间来回切换的发生逻辑可以由“时空交接”机制予以阐释。“时空交接”分析框架的建构,实现了对“试点”与“政策”的统一考察,为长时段的宅改试点政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阐明了试点政策的变迁轨迹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对制度堕距理论、制度适应理论和政策“时空适配”观均有所发展。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地方政策创新如何上升为国家行动：一个政策属性的分析视角——基于河长制的案例观察

地方政策创新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从政策属性分析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研究积累还需拓展。因此，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借助河长制这一水治理的中国创新方案，尝试从政策属性的视角阐释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运行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河长制所蕴含的“价值可接受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属性，使其政策方案最大限度适配了新时期国家治理需求，是河长制能够从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河长制适配了管理体制稳定与治理机制灵活相协调的选择原则、政策效用与政策成本相均衡的选择标准、地方创新实践与中央权威调控相结合的选择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之治的运行特征，也能够为地方政策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从实质性政策工具到程序性政策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显著意义。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虽深入发展，但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程序性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当代演化及政策工具的分类创新，阐释并比较程序性政策工具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效用特点及差异，揭示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源起与价值体现。探寻程序性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契合，希冀丰富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创新。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政策网络治理及其研究述论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分析与治理理论联姻的产物,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新路径,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政策网络治理在工具视角下侧重于如何选择民主而科学的政策工具;在过程视角下侧重于如何便利于行动者互动过程,包括发现和解决冲突;在制度视角下侧重于寻找正确的激励结构和正确的规则体系。虽然学者对政策网络治理赋予很多积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其治理的主体、合法性、机制、效能都存在诸多困境。尤其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策网络治理更多的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不确定性环境下我国稳外贸稳外资政策量化评价——基于2018—2022年73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是影响我国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2018年7月至2022年2月国家层面发布的73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按照“价值取向—政策设计—实施效果”的逻辑，运用TF-IDF算法与Word2vec模型挖掘政策工具组合特征，选取PMC指数模型进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政策发文机构形成了以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办公厅为主导，以商务部、财政部为核心，其他部门联动配合的多主体协作格局；政策工具随着环境及目标取向变化不断调整适应，呈现以“经济扶持型”“创新探索型”为主、“权威调控型”相协调的组合特征；政策内部一致性水平均较好，政策结构合理，有效地确保了“稳中求进”目标的实现，但存在反馈性质较弱、部分政策内容单一等问题。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公平性碳减排效果评估——基于工业碳排放视角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措施。实现碳减排不仅应当注重对总量的控制,还应注重区域之间的公平性。本文明确了对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进行公平性碳减排效果评估的意义,聚焦工业这一碳排放的主要源头,阐明了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公平性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利用城市层面的广义Bonferroni曲线测度了中国城市的工业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性水平,并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实证评估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中国公平性碳减排的效果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实现了公平性碳减排;第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工业用能效率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途径实现公平性碳减排;第三,东中部城市比西部城市的公平性碳减排效果更优,并且减污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会产生积极的线性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会产生正“U”型调节效应。最后,本文提出了维持央地政府间弱激励与弱约束关系、发挥市场的要素配置力量、注重碳减排政策的公平性、强化碳污协同治理等政策建议。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协同结构的内容及局限研究——基于2000—2020年试点城市233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是涉及目标群体众多、相关主体多样，环节、流程和技术复杂，公众参与要求较高的一项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该政策经过在试点城市21年来的变迁和完善，呈现清晰且稳定的协同结构。这一结构既包含“目标—过程—结果”和政策过程等宏观内容，也具有科学的数据加以支持，还可通过多个指标测量其协同程度，但也存在一些特定的局限。因此，各级治理主体应规避“阶段式波动”带来的不利后果；着力制定清晰、可分解的政策目标以提高政策过程的精确性；避免发布主体割裂化和碎片化；促进部门联动、企业介入和社会参与的一体化协同程度；在充分释放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和新成效，为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同时，鉴于该政策的高度复杂性，也可为其他公共政策提供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和知识谱系。     

国家治理体系中政策审计体制改革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政策审计在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推动责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与审计机关,在推动政策审计的独立性定位、保障机制供给等管理体制方面,以及在政策审计对象遴选、标准体系的建构和结果反馈等组织机制方面,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在政策审计理论与实务中,应强化对管理体制和组织机制的研究讨论与实践探索,提升政策审计的政治性、独立性和专业性,从而建构一个契合国家治理体系需求的现代化政策审计体制机制。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政策效能缺失视域下的“垃圾围城”治理研究

"垃圾围城"现象在全国范围的出现和蔓延,有其重要的缘由,垃圾治理相关政策效能缺失是重要的根源之一,具体体现为程序性、交易性、实质性和规范性效能缺失。而破解这一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建构起可持续、可复制的治理结构:制度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稳定和可持续的保障;关系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合作共治的模式;具象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有效的行动网络;联盟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经验累积。在推进和实施过程中,应从多维度的视角出发,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完善垃圾治理的相关政策,创新垃圾治理方式;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垃圾市场环境,为企业盈利提供多元化渠道;通过法律法规赋予社区垃圾治理职责,探索社区垃圾治理职责的实现形式;建立和完善乡村和城市垃圾治理资金筹集机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强化执法力度,简化诉讼和审判流程,保证惩戒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政策表达和演进逻辑——基于1986—2018年169份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影响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城市生活垃圾增长带来的环境和发展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中央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便制定一系列专项政策。本文以1986—2018年国家层面出台的169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件作为分析样本,借助扎根理论和Nvivo软件对其进行逐层编码,构建出政策表达模型,通过政策文本呈现的"故事线"实现对政策变迁的解读,总结出政策变迁的四个阶段,即1986—1994年的政策萌芽阶段、1995—2003年的初步发展阶段、2004—2009年的转型调整阶段、2010—2018年的全面深化阶段,并利用政策表达模型析出的三重逻辑维度诠释其历史演进逻辑为政策理念——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治"、政策结构——从"简单控制型"向"元治理结构"过渡、政策过程——从"问题导向"转向"战略布局"。     

行政升格如何调适府际关系——历史演进、学理类型与作用机制

将组织或个体从既定行政级别突破常规编制的提升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独特的现象，在此被界定为行政升格。行政升格是解决地方政府组织或个体发展空间受限、资源支持不足、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路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实践和政策工具。本文首先从不同维度下行政升格的发展现状出发，提炼其外显性特征与内隐性秩序，并基于其差异化改革趋向和政策扩散过程将其概念化为三种类型：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进而探究其调适府际关系的独特作用机制：即宏观上缓解府际关系结构性张力；中观上以空间同侪效应激励横向地方竞争、改善纵向府际协同机制；微观上弥合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形成相互嵌构的府际关系调适网络。在此基础上管窥国家治理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适用性、渐进性、务实性和目标导向性逻辑。研究结论在理论层面展现出中国政府治理借助行政升格这一政策工具的灵活配置，超越韦伯式官僚制的固化，促进府际关系的生机和活力，蕴含独特的中国政治智慧，并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国际化传播与理论化提炼提供新的素材和分析视角。     

政策网络理论应用于我国公共治理的适用性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政策网络理论从产生到备受争议再到不断发展完善直至成为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核心，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并成为人们对治理理论探索的新焦点。当前，对政策网络理论的应用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作为政策过程的分析和描述工具；二是将之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分析作为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理论适用于我国当前公共治理的制约性因素，有利于将政策网络进一步应用于治理的机制创新。     

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

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在明晰其系统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     

关键节点、动力机制与环境政策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基于关键节点、动力机制和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我国环境政策呈现出“断裂-均衡”式变迁。关键节点是制度断裂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构成了我国环境政策变迁的三大关键节点。在关键节点处,宏观制度背景变革、行为主体利益偏好和思想观念转变等统一于动力机制触发环境政策变迁。我国环境政策变迁整体上保持稳定,其重要原因在于路径依赖,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政策变迁成本和既有理念思维惯性等导致了环境政策出现锁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