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四天工作制”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四天工作制”即一周工作 4 天或 32 小时的工时制度。从 2015 年到 2022 年，在世界经济疲软 衰退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欧洲、大洋洲、北美洲、亚洲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 施了以“四天工作制”为代表的缩短工作时间的试验。“四天工作制”运动的组织和研究者也从经济、劳资关系、 社会三方面提出了理论主张。“四天工作制”运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通过缩短工时的手段，应对资 本主义经济困境的举措，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后劲不足、易于反复的困境。“四天工作制”运动对我国具有两点启示： 其一，应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协调机制，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稳步降低劳动时间，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其二， 在未来继续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上应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置的“缩短工作制陷阱”。     

缩短工时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基于工作时间变化的文献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工作时间已经成为不同分支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本研究以西方相关文献 为基础，回顾了多方力量在标准工作时间制度的建立、变化以及向非标准工时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非标 准工时和雇佣关系的相互影响。研究认为，工作时间制度的建立和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工业化时代的 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的进步、工人运动和集体谈判、国家立法和监管、后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化和算法革命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工时和雇佣关系构成了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应该摒弃简单的“两分法”，正视工作时间和雇 佣关系的非标准化进程，在灵活化中寻找新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方式。     

上海将出台劳动合同条例

上海市对第十二稿《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 (草案 )》进行讨论。在草案中，有一章专门对“非全工时劳动合同”作出各项规定。草案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通过书面或其它形式确立非全工时劳动合同关系，合同当事人可以对劳动时间、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及支付形式、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等内容进行约定。劳动报酬包括小时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费两部分，用人单位均应足额支付。如果非全工时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受工伤或者患职业病，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上海将出台劳动合同条例@陈冰     

规范工时管理亟待工会发力

5月8日,人社部、国务院法制办出台《特殊工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明确,企业在保障正常生产运营情况下,日工作时间超过4小时,应保证劳动者享受不少于20分钟工间休息,而工间休息时间计入工作时间。（5月9日《新京报》）近年来,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企业,片面追求自身利益,随意延长工作时间,不计发加班工资,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权利和身心健康。如今,人社部、国务院法制办酝酿出台规定,拟将工间休息时间计入工时,     

缩短的工时能否抵充加班时间

《工友》编辑部:由于天气炎热,某单位调整作息时间,每天缩短一个小时工作时间。请问,该单位能否将缩短的工时抵充职工加班时间?李振海李振海读者:某单位因天气炎热调整作息时间,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一个小时,属于日工作时间的正常调整,而不属于调休,调整后的工作时间就属于职工的正常日工作时间,如果该单位在调整后的工作时间之外另行安排职工上班,那么职工的额外上班时间就属于加班时间。对于加班时间,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向劳动者加倍支付工资报酬,即:(一)安排劳动者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社会保障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有着重大的意义.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背景不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还很严重,这对经济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亟需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     

浅析中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

中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建国初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企业改革的深入,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不但覆盖范围窄,而且在实施几十年后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应该加以改革和完善。以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不断完善社会救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优抚制度、社会互助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意旨在建立一个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生活提供一个“安全网”,以保证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有机的结合,和谐的发展。     

学者论点摘登

转型时期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角色李炳安、向淑青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6期撰文认为,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应扮演如下九种角色。一是劳工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劳动行政法规及规章以规范劳资关系,使劳资双方和各项劳动事务都有法可依,具体表现在对工资、工时、职业培训、保险福利、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和劳动者安全卫生等方面。二是劳工权利的保护者。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者和社会公正代表者的政府,有责任将劳资关系建立在尊重劳动者基本人权和各项劳动权利的基础上,使广大劳动者都能够分享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达到整个经     

论隐性加班及其法律规制

管理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企业效率的提升，然而这非但没有使普通劳动者从烦冗的劳动中得到 解脱，反而加剧了隐性加班带来的困扰。在这一现象背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依然持续地承受着工作上的负担, 使其个人生活逐渐陷入物化的处境，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日渐加剧。研究认为，在资本与科技的相互交织之下, 法定的工时标准及其民主管理方式逐渐被重塑和弱化，制度的漏洞又在现实中降低了加班的法律保障力度。这 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隐性加班泛滥的成因。研究建议，对隐性加班的法律规制，应当以规范雇主权力的运行为核心, 妥善处理职工民主管理与企业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合理的加班认定标准，从而促进劳动者工作与生活 的平衡。     

论工会对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开发和利用

我国宪法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如何合理利用、开发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发挥劳动者在自由时间里的创造“潜能”,为社会服务,使劳动者在自由时间里度过“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美好时光,是工会的责任。     

灵活就业人员工作状况与职业发展研究

灵活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共享性强,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本研究基于 2020 年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灵活就业人员群体的工作状态和职业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 究发现,灵活就业人员对工作总体上呈现较为满意的状态,但面临着学历偏低、工资水平较低、工作时间较长、 权益保障不到位、晋升通道不通畅等问题。研究建议,政府和企业应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多在职培训和重新 深造的机会;政府应高度重视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护,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发展;发挥技能鉴定和职 称评定对灵活就业人员的激励作用,打通灵活就业人员的晋升通道。     

智慧城市建设之环卫工人劳动权益保障

城市环卫工人是一个城市良好运行的基本保障。但城市环卫工人的生存状况较差。职业地位不高,收入水平很低,从业环境安全度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伤权益无法获得保障等问题严重侵害了环卫工人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首先,应通过提高职业工资和社会宣传提高环卫工人的职业地位,改变他们长期受歧视的状况;其次,要落实劳动合同签订问题,保障他们的基本劳动权益;第三,则需要对职业病目录和我国工伤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将超龄人员纳入劳动合同关系加以处理,增加职业病目录中的职业病种类,保护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第四,在法律上确立作业中的环卫工人在道路上享有受避让权;第五,推进垃圾强制分类制度,结合科技创新,提高工作效率,整体降低环卫工人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长,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环境。     

工作贫困脱贫路径探析——基于北京市职工队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过程中,工作贫困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推动和实现工作贫困群体的更高质量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本研究利用2017年北京市职工队伍调查数据,分析了工作贫困者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劳动报酬因素对工作贫困者就业质量的总体作用相对薄弱;工作时间因素对工作贫困者就业质量的解释力度较弱;职业发展因素和职业尊重因素对工作贫困者就业质量具有较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在工作贫困者就业质量上的"信号"作用显著。作为致力于服务职工的组织,为满足职工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工会应该紧密关注职工工作贫困问题。研究从工会作用发挥视角提出提高工作贫困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建立和完善工作贫困甄别体系,完善针对工作贫困职工的医疗补贴制度等三方面的政策建议。     

论劳动关系状况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约

进城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目前有一亿多农民工在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这一进程的生力军。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劳动关系成为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目前农民工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类型等方面面临的劳动关系状况直接制约了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再社会化进程。     

试论"工人参与管理"制度的评估体系

建立"工人参与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劳动力产权理论、劳动者是劳动力所有者理论、现代企业理论;"工人参与管理"制度的评估体系应包括参与程度、参与等级、参与内容层次、参与性质等几个方面.真正的工人参与是劳动者权利的实现,而不是一种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手段.     

工作时间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

工作时间与体育锻炼的关系是就业人口平衡工作与健康的重要议题。研究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就业人口的体育锻炼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就业人口尚未养成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健康生活方式,他们之中也只有少数人在收费场所进行体育锻炼;工作时间特征和单位及岗位特征 对体育锻炼的频度和场所有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在就业人口的工作技能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的基础上, 适度缩减其工作时间、增加其休闲时间,促进他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f factory workers i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cal and legal analysis

ABSTRACT

Historical and legal analysis of factory worker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particular, the main causes of industrial injury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among factory workers of those times were analyzed and classified. The main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child labor in factories are determined. Th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injury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by age group is shown. The influence of labor conditions at the factories on the health of the descendants of factory workers of those times was analyzed. The feature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control over compliance with the safety requirements of workers’ health are highlighted. The issues of introduction of legal regulation of factory workers’ safety and health, as well as child labor regulation (i.e. working hours limit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regulation) in factories, are analyzed. The issues of implementation of legislation that established compensations for factory workers in the event of industrial injury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of those times are analyzed.     

Why did organized labor struggle for shorter hours? A diachronic comparison of trade union discourse in Germany

ABSTRACT

Shorter-hour struggles are a key element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organized labo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however, to long-term changes in the rationale underlying demands for work time reductions. Comparing arguments formulated by German workers around 1900 with arguments put forward half a century later, this article detects a fundamental narrowing of dis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labor disputes. While trade unions once drew on a strikingly broad rationale when demanding work time reductions, the post-WW II decades witnessed a strategic departure from arguments that had long constituted the bedrock of shorter-hour rhetoric. Analyzing a leading theoretical labor organ as well as the members’ publication of West Germany’s largest single-industry union,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work time reductions were increasingly framed as a powerful measure to improve workers’ health and safety and to increase leisure and family time. In so doing, West German trade unions abandoned a crucial link between work time reductions and the vision for a more democratic and participatory society. The article thus shows how strategic bargaining decisions helped undermine the rich legacy of the historical struggle for shorter hou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