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折射的国际法律冲突——以香港为基点

前美国情报机构技术人员爱德华·斯诺登日前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通信和网络的监视项目——"棱镜"监控计划,在披露了"棱镜"计划后,引发轩然大波。本文从斯诺登滞留香港期间中美港三者之间国际法冲突、区际冲突法的角度对"棱镜"事件进行分析与探讨,在国际互联网化的大形势下,这种法律分析可以给以后相同国际性法律事件以指引和启示。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失灵及其对策——基于“乌坎事件”典型案例分析

法学界主要从群体性纠纷解决、行政法治和宪法公民权三种研究视角,就如何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出对策建议。基于"乌坎事件"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表明,权力运行监督的法律失效、维护权益救济的法律失灵、法律维稳的工具主义是导致目前法律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主要原因,应从树立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维、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台可操作性的现场处置法律规程三个方面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研究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现有法律机制的运行不畅和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走法治化改造道路。在社会层面(私权角度)重视法治文化环境的培育,促进公民、新闻媒体以及全社会层面的自律意识和公平正义理念的形成;在国家层面(公权角度)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法治手段的完善,形成良性立法、相关法律制度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应对处置能力提升,公正司法、社会冲突化解有效的"三位一体"的法治局面。     

网购“错价门”事件的责任承担

近年来,网络购物发展迅速,各种网购纠纷随之而来。各方对网购"错价门"纠纷的责任承担问题争论不断。本文从网购合同的成立要件、电子错误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合同撤销权的适用等方面分析网购"错价门"事件的各方责任承担。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结合意思表示的相关理论与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观点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网络群体性事件及政府对策研究——以网络社会管理的视角

本文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以网络社会管理的视角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化解的过程，如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方面、亚健康的网络的影响、法律和制度供给不足、政府信任赤字及处置失当、网络运营商等的责任、技术手段的不成熟等。将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网络社会中必然存在的现象加以剖析，结合现实社会管理的经验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应对的对策，为政府的实际决策提供参考，广泛的总结和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研究。     

试论网络冲击下的明星隐私权问题——"艳照门"事件引发的思考

隐私权作为公民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网络的发展使娱乐明星的隐私权保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艳照门"事件充分凸显出网络侵权的消极影响,也迫使我们思考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     

试论中国企业的网络舆情应对与管理能力——以王老吉为例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多起传播广泛、影响巨大的企业热点网络舆情事件,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和2010年的圣元"婴幼儿"奶粉事件等,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却大多不合格。现今网络舆情研究侧重于宏观政治层面,从企业角度开展的微观研究则很少。本文以王老吉在2008年震灾"捐款门"与2009年夏枯草"添加门"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管理为研究视角,希望能够为提升企业网络舆情管理能力提供一些经验,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基于“官方行动者”视角的群体性事件类型化

由于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对规范依据的"双重"复杂性,政府在实践中常常较难把握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法律与政策界限。从"官方行动者"的内在视角出发,将群体性事件分为合法的、可容忍的和越界的三种类型,这既有助于完善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也通过使不同群体性事件类型对应于不同的规范依据,有助于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理性化、规范化。     

由“海娜号”事件看维权的法律与社会效果之统一

"海娜号"游轮在韩国被扣事件背后涉及诸多法律问题。从韩方扣船行为的法理分析,韩国济州法院的扣船行为具有合法性,但因其执法方式欠佳、扣船时间选择不当及扣船行为违背了国际海事法院中不抢夺管辖权的司法礼让理念,使其扣船行为不具有合理性。"海娜号"被扣事件中,沙钢船务有权向韩申请扣船,但无权因维权而侵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而海航旅业侵害了游客的知情权、变相胁迫游客签订赔偿协议,故海航集团应向游客承担违约责任并对游客进行精神赔偿。从"海娜号"游轮被扣事件来看,只顾法律效果难以化解矛盾,只顾社会效果会纵容权力滥用,依法维权必须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网络集群事件研究探析

我国学术界习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带有否定和负面的内涵,且概念界定不清晰,宜用"网络集群事件"概念所取代。西方集群行为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可将它们作为我国网络集群事件研究的理论基础。根据网络集群事件的基本要素,可构建由网络集群、网络集群行为、网络传播和应对策略等构成的研究框架。     

对"江西越狱事件"的法律思考

"江西越狱事件"发生以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舆论普遍倒向"人为因素致使案犯越狱"一边.然而从劳动管理以及看守体制两个方面分析,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应当是此次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修改劳动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以及统筹安排看管单位可以弥补法律之不足.     

典型事件与法律社会学分析——就肖、李事件与苏力教授商榷

在当今网络和媒体发达的时代，对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作社会学分析，对中国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轰动一时的肖志军、李丽云事件，苏力教授曾作过详细分析，但从法律社会学层面上看，并不成功，在其论证的经验起点、论证过程和论证结论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法学人去批评、思考和检讨。     

浅议如何完善我国网络传播的法律监管

“艳照门”事件不仅促使公众对香港影视界的道德信任降至冰点,而且也引发了众人对网络传播法律监管的重视。我国网络传播的法律监管现状并不乐观,有很多不足。网络日益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信息窗口,加强和完善对网络传播的法律监管也显得尤为重要。     

涉政网络事件的治理机制研究

涉政网络事件的发生印证了大众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增强,同时也对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使对逐渐常态化的涉政网络事件进行治理成为政府、媒体、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涉政网络事件不同于一般网络事件,它总是伴随着公权力而发生,不断地挑战公权力的权威性,因而对社会影响的波及面更广。对涉政网络事件的治理应跳出"中心—边缘"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思维局限,实现治理价值取向从平息个体事件、化解具体冲突转化为缓解根植于其本源的结构性矛盾。为此,须构建国家—媒体—社会三方协同的治理机制。     

论网络媒介事件的法律规制

由于网络本身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网络的便捷与普及给使用网络的人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网络交往活动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对网络媒体事件的法律规制有利于使网络媒介事件以一种积极有效的方式运作,使之尽量减少侵害他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机会和风险。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的法律规制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了人类已经拥有了通过技术手段改写、设计和创造生命的能力,其对社会伦理和法律秩序所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同时,此次事件的发生还暴露出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监管手段的缺失和法律规则的不完善。本文从基础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两个方面讨论如何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进行有效规制。     

高校学生网络法治意识的现状、要义及培育和提升路径

高校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后备力量,也是接触网络最为频繁的群体。培育和提升大学生的网络法治意识,不仅是大学生应对网络社会风险、维护其切身利益的需要,也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育人工程的要求,更是国家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课题。网络法治意识涵盖网络社会中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当前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现状堪忧:网络法律知识储备有限,理解和运用法律知识判断各种网络现象能力欠缺;网络法治思维水平不高,无视规则,突破底线,误解权利,忽视义务;依法参与网络社会活动的能力不容乐观,依法维权能力有待加强。对此,高校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大力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一是重视高校网络法治教育常态化:创新教育手段,夯实学生网络法律基础知识;提升学生网络法治实践能力;营造校园网络法治文化氛围,有效培育高校学生网络法治思维。二是创新网络普法的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利用大数据"精准普法";相时而动,搭建平台"网络普法";多措并举,提升"有效普法"效能。     

论网络社团法律规制的范围和基准

网络社团是依一定的志愿,由其成员自愿组成,可独立处理其事务,在互联网上开展表达性活动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对网络社团实施法律规制时,应谨恪权益平衡的法律精神。网络社团法律规制的范围是其表达行为和符合四大条件的结社行为。网络社团法律规制的基准是"紧要"标准和"基本"标准。     

如何引导网络热点案件舆情

网络热点案件舆情是由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引发的,从其形成看,有一个从小到大,直至爆发的过程."封堵、删帖、灌水"等传统引导网络舆情的方法已经捉襟见肘.为了有效地疏导网民情绪,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必须坚持科学的原则、理性的方法,把握网民的关注点,从证据、法理、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上引导网络热点案件舆情.     

防范基于网络组织群体性事件研究

随着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依托互联网络进行策划、组织和联络的群体性事件应运而生,因为它已不属于传统意义的群体性事件的范畴,有很强的信息化背景,给公安机关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处置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要认真研究基于网络组织群体性事件在我国的发展变化情况,针对其特点,加强公安机关信息作战力量建设;做好大中城市重点人群的监控;警、军、民联合共同防范;督促完善信息安全立法,消除法律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