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余琐记

编余琐记叶芝余何林天教授寄来了他关于王勃之死的考证文章。要破解这个千古之谜，是颇费口舌的。长篇的考证文章，非“珍珠滩”这小小园地所能容纳，而且《望》的读者主要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因此，只能删繁就简，把他的结论报告读者。明代农民义军首领刘七，...     

政工雅号说

凡搞政工者,人们少不了赐之“雅号”。概而括之,约有“穷秀才”、“秃笔杆”、“吹鼓手”、“抬轿夫”等。这些“雅号”虽多有贬斥、讥讽之意,但思来却也贴切可信。 “穷秀才”一号“赐”得好。凡秀才者必与文章相关联,不会做文章还当什么秀才?搞政工者终日离不了做文章,故当之无愧。然而用一“穷”字来修饰则实在有     

漫画之页

二“:.”:.“:.“:.“:.”:.””….“”..,.“:.”:.“奋……门..……珍珠滩甲引进斑马之后叫耍龙头的奖多王成喜作李建新作 一幼舒一‘,37一漫画之页     

编余琐记

编定这期‘珍珠滩’的稿件,似有余意未尽。现在的文章,似乎越写越长,连以短稿见长的‘珍珠滩’也有长文渐盛的势头。听听读者的意见,却仍希望‘短些,再短些!’长文有长文的好处,或材料翔实,或议论透晰,或摇曳多姿,或剥茧抽丝,写得好,人们是喜欢读的。但长文也有长文的坏处,尤其那些空话连篇,颠三倒四,无病呻吟,了无新意的文字,实在令人     

一则广告的来由

北京一家新办个体书店——真珠书屋——的店主任丽珠送来一则广告，希望在《瞭望·珍珠滩》上刊登。她认为《瞭望·珍珠滩》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     

编辑不能打盹

编辑不能打盹●陆遐老虎还可以有打盹儿的时候，编辑可不能打盹儿。编辑一打盹儿，错误就出现在版面上了。《望》周刊第１７期“珍珠滩”中纪念王国维一文，将王国维诞生１２０周年误为逝世１２０周年，想是编辑打了盹儿，同期谈苏曼殊一文，将“尺八箫”误为“八尺箫”...     

“马列责我开生面”补

记得大概是1990年下半年吧,我在《瞭望·珍珠滩》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列责我开面》。那是因为有感于当时滋生的一种论调,仿佛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将过去所固守的东西否定得过多了,而提出了一些在他们看来是“靠不住”的诸如“商品经济”、“初级阶段”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当为。所以我     

瞭望《珍珠滩》: 一段难忘的经历

穆青为文艺副刊取名为“珍珠滩”。--借用了四川一处景点的名字,也是希望《瞭望》副刊的文字,既要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又要如清泉般明澈清亮“办刊没窍儿,就是人头儿熟。”《瞭望》创办于1981年,起意创办的是新华社老社长穆青。起初办的是月刊。具体负责组织创刊工作的,主要是总社国内部调来的刘野、徐民和、洪和临三位。编辑部人手也不多,除了总社国内部的几位,大多是从各地分社临时借调到总社工作的记者,不过“十来个人,七八条枪”。     

相信与迷信

迷信,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是盲目地相信或过分地相信。 “迷信”一词,大体有三种不同的用法：其一,特指社会生活中的某一类或几种现象,如巫术、占卜、算命、观相、降神、崇拜偶像等。其二,表示某些信仰可能具有的某种状态、属性。如指一种信仰的不理智状态和盲目崇拜。其三,指人们对信仰的否定性评价,表示的是“迷信”与“智信”、愚昧与智慧的分野。 迷信现象产生于人类的远古时期,它比宗教信仰还要早。当远古时期的人们生活在迷信之中的时候,当那时还没有比迷信更高级的信仰现象的时候,人们真诚地相信这些东西,当然不会意识到这些…     

参与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四任香港总督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这就     

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第一次比 较全面地宣布其政策方针的 讲话已经出笼，在这之前，台湾当局通过各种渠道散播所谓“讲话”将表达“善意”云云、现在话已经讲出来了。整体观之，所谓善意，是称不会宣布“台独”、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统独公投”和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这些话他当选前后也讲过，这次再讲可以算是一种正式承诺。但台湾新领导人在承诺时又加上了颠倒因果的前提“中共不动武”，而且在讲话中回避了最为关键的问题，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绕过来，绕过去，就是要…     

学问之“树”与学问之“林”

钱锺书先生有云,做学问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见树不见林”,另一则是“见林不见树”。近几年我在做“京剧审美和京剧文化”这一门极富生命活力的学问时,就常有这种感慨:既要从学问之“树”观察到微观事物的复杂和深刻,又应当跃升到学问之“林”的高度,去寻求宏观层面上的哲理。 先讲一个例子。去年11月底,上海《新民晚报》忽然电约一篇纪念余叔岩百岁生辰的文章,要求两三天就得交稿。原来自12月3日起,沪上将举行纪念余派的盛大演出。我十分感谢信任,同时又非常踌躇。因为我1942年出生,余叔岩1943年去世;加之这些年     

为了不再兴发的祝愿

新年伊始,大家都希望今年比去年好,一年比一年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望好,结果却不一定那么好。于是有“祝愿”、有“祈祷”、有“期待”。“祝”演变至今日已经没有什么迷信意味,而成为一种礼节性和表达良好意愿的用词了。不过这“祝”似乎历来就有强迫自愿之分和内容大小之别。有时是不得不视和不敢不祝,如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类,祝者和被祝者都明明知道这肯定不会成为事实,但还是非“祝”不可。至于祝朋友亲人身体健康、诸事如意、健康长寿等等,当然也未必一一实现,但祝者和被祝者却会感到这是出自真诚的良好愿望,能不能真如所“祝”,是没     

王夫之论赵匡胤

王夫之论赵匡胤王玉章珍珠滩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史论家，著作甚丰，尤其是他在７０岁以后所著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文采华赡，议论精辟，至今为人爱读。他在这两部著作中论述了几十个皇帝，最推崇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他称赞赵匡胤“一人之泽...     

“有用”是个大智慧

“有用”的基本解释是：“可以利用、有价值、耐用、有功用、有用处”等。《庄子·人间世》上说：“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鲁迅在文章《落花生》中写到“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在自然科学上，“有用”也是一个常用的词，比如物理上的术语“有用功”和“无用功”。     

文脉是一个民族的魂脉

何为文脉？文明演化之历史血脉是也。它代表文明演进的方向。古往今来，每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往往是先由其“先知先觉”的代表人物所首创，然后为大家所学习并继承发扬开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常夜”。为了表示对这些伟大人物的敬仰和纪念，感激他们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后人把这些人物称之为“圣人”。如中国的孔子，西方的苏格拉底。这些文化巨匠们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在社会上开始逐渐被流传，奉为后人的楷模。文明总有它的发源地。这些文明在一个地方创造出来后，慢慢地就被人们流传到其他地方，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周公制“礼”作“乐”，先在周人的地方施行，后来就传遍天下，大家都以周之“礼”“乐”为规范。     

多读勤写

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职工队伍,要求企业政工干部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能读会写,则是基本要求之一,很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多读勤写,不断提高。“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话都是强调读的重要性及其对于写的重要意义的。鲁迅先生说:“文章怎么写,我说不出,因为自己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说他的写作也“无它术,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可见读和写是紧相关联,互为条件的,而读写的第一个环节则是读,多读书是写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天下何人守四知”

“珍珠滩”上登了东汉杨震慎独守廉、不受礼金的故事。送礼的王密说,这事没人知道,杨震的_回答是“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这“四知”成了清廉拒贿的名言。 这使我想起近代的一桩轶事。 1926年,北伐军进入江西,杨赓笙任省民政厅长,后来又代理过省主席。当时有一个姓王的同乡想当县长,乘杨赓笙不在家,送去了四篓南丰蜜桔,里面装了金条。杨套笙发现后,立即派人送还,并写了八个字:“君为王密,我守四知。” 此事被李烈钧知道后,甚感佩服,便作了一副对联赠给杨赓堇。对联的内容是:。山中有宅开三径;天下何人守四知。” 把这段轶事写下来,作为杨…     

“说曹操，××到”

曹操墓公布之初，美国探索发现频道以《说曹操，1700多年后，曹操到了》为题，报道了高陵考古挖掘成果，文章标题作得令人佩服，一句话带了好几层意思。“说曹操”当然是“曹操到”，如果不是“曹操到”，就不会说这句话。     

“老调”常弹的魅力

世界闻名的“乐圣”——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交响乐曲、钢琴协奏曲等,雄浑激越,优美动听,百余年后的今日仍权威地屹立在乐坛上。事实证明,那些真正具有内涵的乐曲不会因其为老调而黯然失色,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弹越铿锵激越,显示出无限的魁力。乐坛上的名曲是如此,生活中的一些富有内涵的道理、格言、警句也是如此,如“活到老、学到老”,“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俭来败由奢”……这些讲了多少年的朴素无华的道理,都是属于常弹常新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