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庸方法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生活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等情况是中庸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不少人认为,中庸带有强烈的调和主义色彩,本质上是折衷主义,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其真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中庸要求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要“致中”和“时中”。中庸在持“中”,不走极端,强烈地反映出人类的理性精神。借鉴中庸之道,建构和谐社会,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迪

“和谐”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它集中体现在以孝、诚为先的德育思想;以“执两用中”、“持中致和”追求中正的中庸理念;以“求富疾贫”、“取之有义”的义利观三个方面。重温与借鉴孔子的这些思想,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规范中的和谐元素

追求和谐、崇尚和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要义。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规范中的和谐思想有很多。“德”沟通“天”与“人”,同时,在人与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充当着黏合剂的角色,可以说其周身散发着“和谐”元素的气息;“礼”从调整血缘亲属的关系入手强调“分”、“别”、“异”,目的仍在“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蕴含了大量的“公有”、“公平”、“平等”、“平均”等和谐元素;仁是儒家推行“仁政”的基础,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其价值取向就是社会和谐;中庸主义体现了求和谐、求适时、求合宜、求稳定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法。     

《中庸》若干问题探析

《中庸》作为阐述儒家本体论、道德论与方法论的哲学著作,历代学者对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解读。本文结合孔子的中庸思想对《中庸》的若干问题加以探析,试析“性”、“道”、“教”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指出“中和”是中庸的价值取向,《中庸》以“合外内之道”作为论述中庸之道的思想内核,“诚”是《中庸》的中心观念,时中是中庸的方法论之核心。     

从《论语》看孔子的中庸思想

中庸是孔子学说中最基本的范畴，是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也是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儒家经典《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中庸观及其运用。其字里行间渗透了孔子的人生智慧：以“执两用中”的思想方法，以权变时中的理性精神，适度把握和适当处理社会人生的各种关系，致力于提升人生境界，培养“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本文试从《论语》文本入手，着力展示孔子中庸思想的几个侧面。     

论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与当代儒学的新形态

在探讨“普世性价值观”是否可能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基本特性、核心价值观念及其普世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当代儒学新形态——民主仁学的新思维。作者认为，儒学的根本精神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具有道德主体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开放性等特性。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以民主仁爱为体，以科技法制为用”，是以多元和谐文化观为指导的文化哲学。     

人民至上：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底色与核心要义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底蕴和价值底色,它萌生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为民族求独立”的革命热忱之中,发展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接续奋斗之中。没有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初心,就不会有伟大建党精神,因而“人民”一词贯穿于伟大建党精神始终,更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科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奋斗的理论自觉,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生动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深刻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献身的精神品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鲜明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忠诚的高尚情怀。     

悖论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悖论”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在古希腊就有许多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过悖论。亚里士多德就曾在《智者的论辩》、《形而上学》等名篇中反复讨论过“说谎者”悖论;斯多葛派的克吕西波专门为“说谎者”悖论写了六部著作。中世纪的逻辑学家论述悖论的卷帙比古希腊更为浩     

志承往圣梦圆当代——浅析儒学“成圣”理想的开拓与当代“中国梦”的实现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极大振奋了民族信心。但是，“中国梦”作为一场伟大的实践，需要有不竭的精神源泉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撑。传统儒家的“成圣”理念作为激励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舍身求义的精神支柱在当代也可以用来作为“中国梦”建设实践的精神动力，有利于公民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人生观、实践观。这是传统民族精神在当下的新发展，值得我们去努力开掘。     

跨世纪青年的历史责任

80年前,北京学生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他们在天安门集会的宣言中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集中代表了“五·四”青年的心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更清楚地体味到,“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爱祖国、求进步”,一直被一代代的青年承传下来,在一次又一次的青年革命运动中发扬光大。 “五·四”以来的80年中,每一次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都突出体现着“爱祖国、求进步”的精神和光辉。大革命时期,从南方的“小城春秋”到北方“保定二师学潮”,青年     

中庸与现实社会的中道思想

儒家的"中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理论范畴,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理念和行为准则.按照中庸的原则方法去做,才能有恰到好处的道德行为,在道德实践上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中庸思想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启示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深受儒家仁义道德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就是其中之一,古称"恤幼"。"恤幼"思想认为统治者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制度,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主张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些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不仅为当时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预防工作指引了正确方向,为维护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科学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混合主义亦或职权主义：对日本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再认识

我国学界曾长期认为日本现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属于典型的＂混合式＂,是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的有机结合。通过对日本刑诉制度进行实证考察便可以发现这是学界一种主观上的＂臆断＂而已,日本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仍固守职权主义的传统,本质上仍属于职权主义。对于日本刑事诉讼制度进行必要的祛魅既利于人们对于事物全面正确地认识,也利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中国古代慎刑的政治思想

慎刑是我国古代社会世轻世重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它的推行受了多重政治思想的影响。正是由于秦朝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惨败、西汉初期黄老道家思想的推行、汉代以后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以贯之，统治者在刑罚的适用中才秉承了慎刑思想，进而建立起了容隐、怜老恤幼、死刑审核等慎刑制度。     

论私法上的“从契约到身份”运动

梅因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表现出相反的＂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但是复归的并非古代的特权身份制度;复归的目的并不在于消灭或抛弃契约,而是要共同发挥契约与身份的社会工具性价值;并且,复归并非是学者们的臆造,而是受到新人文思潮的推动和法律主体结构变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复归运动仍然面临我国＂缺少契约、旧身份泛滥＂的国情、原有契约理论的阻碍和新身份制度体系不完善的挑战,需要学者们发挥先锋作用,推动该运动的发展。     

“以乐治国”思想沿革脉络探

音乐是人类的圣物。爱乐几乎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但在古代社会能挖掘出音乐治国安民功能者唯古中国而已。儒家治国靠两大支柱:礼与乐。“礼主异,乐主和”。“异”易致乱,“和”则可止乱。故“异”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等级制,“和”则是目的。有异有和,正所谓“和而不同”。和则国治,和则民安。世界其他古国如古希腊,也曾给予音乐以崇高地位。毕达哥拉斯认为,天体运动形成了美妙的音乐,整个宇宙是一个结构和谐与发出乐声的物体。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音乐具有三种功能:教育、净化心灵、精神享受。但是,古代西方仅认识到音乐的神奇,只发现了音乐的教育、净化心灵及精神享受功能,并未意识到音乐尚有强大的治国功能。古代西方从未将音乐与法(尤其是国家根本大法)并列起来。只有古代中国将音乐与国家根本大法并列,并将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最佳工具。这种以乐为法,以乐治国的思想为古代中国所独有。将这种思想挖掘出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社会所用,当有重要价值。本文旨在勾勒出中国古代以乐治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     

“金新月”毒品对新疆渗透态势及侦查思路

近年来，“金新月”毒品向我国渗透的势头凶猛，现实危害明显加剧。“金三角”和“金新月”两大毒源地的渗透活动因入境发展历程各异、地理环境和政治背景差异较大而有着明显的区别。“金新月”地区毒品渗透活动经过几年的发展。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潜在威胁变为现实危害，对新疆渗透态势已由中转站逐渐向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并存发展，并将进入持续活跃期。我们必须强化情报工作和专案侦查，积极推动本区域与国际禁毒合作等侦查措施。以提高打击“金新月”毒品的主动进攻能力。     

论思想政治教育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从理论依据上看是对中国古代教育中人本思想的继承,借鉴了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合理的成分,并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为理论依据;从现实依据上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贯彻这一原则创造了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又要求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原则。     

雅典民主制与西方法律传统

古希腊各城邦为后世提供的政治经验是极其丰富的,这不仅包括雅典的民主政治模式,也包括另一个极端的斯巴达寡头政治模式。古希腊城邦不同政治模式的尝试,使雅典民主政治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对后世法律资源丰富与成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