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政权力体制的制约

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一方面可以对行政权力正常运行给予肯定和保护,另一方面可以对行政权力偏离轨道的的行为进行防范和矫正。建立合理有效的权力制约体制,可以提高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改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摆好权力、民主、伦理道德、法律之间的位置,充分发挥法律、社会和政府自身的监督作用,合理搭配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的比例,使政府的职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从而早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     

科层官僚制与公共权力监督

科层官僚制自身的结构缺陷是特权与腐败的制度性根源。相对封闭和高度集权的科层体系依靠层级制中隶属关系逐层进行监督。因为集权,使空间距离、隶属关系的距离与权力监督的效度呈反比关系,呈现出近勤远怠规律;因为自体监督,在法律和规则的制定和适用上,却又呈现出"灯下黑"规律。因此在高度集权的科层官僚体系内,要想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控,必须减少层级,分解事权,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     

强化权力监督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监督就是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这存在以权力、权利、社会、道德和责任监督权力的方略。从词源辨析角度综合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公共权力运行、管理和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追求实现国家善治的动态行为过程与奋斗目标。强化权力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落实"三不"反腐机制,要加强对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加强行政监督,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话语权力与国家形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视野

公法思想和著述的核心是国家形象,国家作为抽象的概念,需要语言转介为话语实现其形象的感性把握。政治主体通过话语铺开权力实践逻辑的过程操持,进而通达集体利益实现的终极目的。时下,全球经济走势低迷,中国"迷中坚挺"为其握柄话语权力构建了利好的历史语境。"形合"西方话语权之表,"神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益,是中国共产党从"话语权力"让渡"话语权利"的公义之举,也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和而不同"政治哲学理路的仁心之措。     

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回溯与反思

高校作为一种典型的学术组织,以知识为基础进行运作.高校学术权力是高校内在逻辑的客观要求.同时,作为社会组织,高校又发展了它的科层性.随着高校组织的发展,高校组织也日益趋向于科层制,因而行政权力是高校组织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主导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结构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研究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对于高校的运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高校内部的管理模式发展历程、相关成就,并通过反思对未来高校内部的管理模式的走向做了展望.     

关系中的权力再生产

权力秩序的本质在于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后天持续锻造的,这就涉及关系中的权力再生产问题。权力的再生产只有贯彻到关系之中,落实到人与人的差异上,这样的权力秩序才是稳固的。关系中的不平等、不对称既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权力的结果,权力再生产的奥秘就在于反复持续地锻造关系中的区隔、不平等。权力再生产的具体策略有三:运用恩德的符号暴力,关系式权威的树立与强化,关系权力的姿态固化,它们分别锻造了权力生态中的吸引力、推力以及自然服从的习性。中国的权力问题从根源上讲乃是一个关系问题,权力铸造了关系,而关系又再生了权力。理解关系中权力再生产策略对于理解中国人的行为非常关键,对于推动当下中国的制度建设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贿赂犯罪的权力分析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以权谋利的犯罪类型,与国家权力系统的构建、分配、行使和制约密切相关。其关联体现在:权力社会化为贿赂犯罪的生存提供了社会基础;权力异化是贿赂犯罪生成的根本原因;权力滥用是贿赂犯罪目的的实现手段。要从根本上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必须加强权力制约,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这就需要构建系统的以权制权、以法治权、以舆监权的机制。     

村民自治的权力结构研究

权力是政治学研究中恒久的课题,政治行为都是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也受到农村权力结构的重要影响。多元的权力符号与代码是新的农村组织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在权力流的传播下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村民、县制与村政等良性互动的权力博弈与资源配置机制,达到权力分配与资源整合的最大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提供制度支持。     

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

“最高国家权力”与“国家最高权力”是有区别的概念.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全民)才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的权力主体.全民权力的“最高性”,在民主国家直接体现为全民直选权和全民公决权.在我国体现为全国人大由人民(全民)间接选举产生,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民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高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因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社会权力.     

浅析国家“软权力”理论

"软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我们分析国际关系和实现国家利益都有很大帮助.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内探讨"软权力"的文章有一些,但还没有比较系统地探讨"软权力"的著述.如何理解关于"软权力"的理论,它有哪些基本特征以及怎样从国际关系现状的角度分析"软权力"理论的现实意义,这对深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论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力的统一

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人民权力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三种权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党政关系问题,即共产党如何执掌、领导国家政权的问题。坚持和保障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的高度统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实现三种权力的统一,关键在于党。     

仪式和象征: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控制艺术"和"权力技术"

仪式和象征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机制,实现着动员、沟通、约束和奖惩等各种功能.当代中国基层政治重要的仪式化活动是集会和会议,无论是"肯定性"还是"否定性"的集会和会议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某种"剧场"效应,基层的政治控制和权力运行因此得以实现.基层权威通过对仪式和象征这种"控制艺术"和"权力技术"的运用,推动着基层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的展开.     

规则、权力与行动:韦伯经典科层制模型的三大假设及其内在张力

从韦伯构建社会理论的内在逻辑规则-权力-行动的分析框架上来看,其所设计的以高效率运行为目标的经典科层制模型蕴含着三大基本假设:即完全理性假设、一元制权力支配假设和中立人行动假设。无论从科层制模型的内在逻辑上来分析,还是从哥伦比亚学派和法国组织社会学学派翔实的实证研究上来探讨,科层制理论所蕴含的基本假设内含着三大张力:(1)理性规则的刚性与行动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2)正式权力的僵化性与行动的策略性之间的张力;(3)单一行动与多元行动之间的张力。这三大张力在现实的科层组织运行中形成了三大削平机制,实现了科层组织的动态平衡与持续发展,从而一方面祛除了科层制理性神话之魅,一方面破灭了极端批判者科层制消亡论的谶言。中国作为官僚制的故乡,西方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我们认识、理解并发展中国式科层制模式提供了基础与参照。     

论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

社会权力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权力是同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其存在形态包括社会组织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科学文化知识权力以及民间法权力、道德权力、宗教权力等等。     

论商事权力

商事权力存在于商事组织之中并协调其内部秩序、主导其外部运行,它以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与意志为基础,通过合约与制度进行安排。商事权力制度的要素包括权力人、职权、职责、支配对象、权力位序、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手段。其规则是"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服从你的职权意志"。商事权力通过相关制度建立权威,并受到利益、权限、程序、权利和外部制度制约;职权赋予权力自由,职责赋予权力约束,职级关系安排权力位序,社团罚则赋予权力执行力;个人通过入职取得商事权力,通过履职行使商事权力,通过去职丧失商事权力。     

十八大以来成都微权力治理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总方略与总战略,深入推进依法治省和依法治市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成都市在微权力治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积累了一些新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是系统梳理"微权力"清单、及时公开"微权力"内容、全面强化"微权力"监督、着力加大"微权力"问责等,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层基础。     

从权力监督到权力制约——论公共权力监控机制的转型

监督和制约是两种主要的公共权力监控机制,在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哲学基础前提条件、作用的方向方式和效果等方面,二者有很大的差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选择了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权力监督机制。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权力监督机制日益显露出它的缺陷。要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有效地控制公共权力,就必须加强对权力制约机制的研究和建设。     

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权力改造

在近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权力改造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以农会为组织基础,通过阶级划分和苏维埃选举等形式,不仅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彻底改造,而且也是亘古未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然而,传统社会的思维惯性以及革命斗争的艰巨与复杂,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障碍,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初条件下的一些局限。     

开放选举与封闭治理:精英行动逻辑视域中的村庄权力再生产

精英与权力一直是村庄研究学术史中的主角。本文以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作为连接选举与治理的具体线索,完整展现个案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个案研究表明,村庄精英在选举和治理场域中呈现出双重行动逻辑:作为选举行动逻辑的差序动员和作为治理行动逻辑的消极服从。差序动员表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选举阶段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消极服从则说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治理阶段仍然带有排他性和封闭性。从差序动员到消极服从的转变说明,村庄精英的权力身份和体制精英与现有治理制度的利益绑定是影响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关键因素。非体制精英治理改革的失败则说明民主选举在驱动民主治理方面存在失灵风险。     

网络权力变迁中的国家机遇

网络社会的到来伴随着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西方学者关于网络社会权力的论述背后隐含着国家——社会对立的理论预设。在国家与社会民众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网络社会的到来不仅不会造成国家——社会的权力冲突,并且将提供一种新的沟通权力和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中国特有的国家——社会信息反馈机制,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共识需求,但是有必要在网络社会中获得新的发展。国家与社会间网络政治沟通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增强治理过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建立起国家与社会间的共识,从而实现国家在网络时代的治理合法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