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虽然在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常态化问责机制尚未建立,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责的本质。责任行政理念缺失、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制度建设不完备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要从培育新型问责文化、合理配置职责权限、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将行政问责落实到位。     

基于绩效的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国外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本文结合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了如何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使“问责风暴”走向“问责常态”。具体包括：倡导新型官场文化，强化行政主体责任意识；培育完善公民社会，增强公众问责意识；明确职责划分，严格权责对等；健全法律法规，实现“制度问责”；强化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问责机制等。     

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改善行政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现状是：行政问责制逐步规范化,问责机制逐渐健全,问责成效较为明显,社会评价不断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行政问责制体系存尚在诸多缺失或不完善,行政问责法规体系不健全及相关制度缺失,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滞后。进一步加强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对策有：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理顺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职责体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构建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体系,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体系,健全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培育行政问责文化、营造良好问责环境。     

论健全行政问责制

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但是目前所推行的行政问责制度还很不完善,存在着问责重点不突出、问责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方式把握不准等许多问题,严重影响到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效果。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必须重视问责文化建设,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加强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探索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已取得不少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了问责效能的正常发挥。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主要有：打造问责文化,以价值驱动树立行政问责风尚;完善责任体系,以权责关系框定行政问责标准;推行电子政务,以政务公开搭建行政问责平台;培育公民社会,以公民参与推动行政问责进程;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伦理规范行政问责举措等。     

建设责任政府需要深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效推进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责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推行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在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如问贲主体单一,异体问责效能微弱、权责不清,导致问贲对象和问责内容界定不明,问责弹性大、问责范围过干狭窄,问责事项避轻就重、行政问贲的相关配套制度及程序不完善等问题.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贲范围,规范问贲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贲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贲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进一步强化

在官员引咎辞职的风暴下,总理温家宝仍强调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度。强化问责制的不仅与人性的弱点和权利的特性有关,还是时事所促成的,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强化问责制的途径包括颁布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完善问责制的配套制度,问责主体多元化,利用新闻、网络等媒介作为行政手段,增强公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设官员的问责文化。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从问责要素看我国行政问责发展中的不足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制约性的制度安排,自实行以来,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和公共部门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但从问责要素来看,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客体不清、问责范围过小、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推行制度问责、法律问责,实行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与绩效评估相结合是目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     

西方行政问责理念的发展与启示

行政问责的理念决定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西方国家行政的理念经历了从科层理念到民主理念，再到绩效理念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理念的演变对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问责风暴"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就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目前制约公安行政问责制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安行政文化滞后、职权划分模糊、问责主体角色缺位、警务公开度有限和警察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营造公安行政问责文化、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强调异体问责、加强警务公开以及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就构成了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行政问责若干问题探讨

从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问责尤其是行政问责受到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有关问责＂责任属性＂等重要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从问责的正当性分析入手,明确了行政问责的性质定位,并对学界普遍关注的行政问责中＂异体问责＂是否缺位的问题加以辨析。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浅析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伦理的一部分,在实施中依旧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标准模糊、问责程序混乱、问责结果单一、问责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应该从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建立行政伦理监管机构、优化官员的道德约束机制、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完善

行政问责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也是体现民主和宪政原则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随着一系列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我国行政责任中的引咎辞职制度逐渐呈现出制度化趋势。以责任控制权力,是最基本的权力控制措施。在我国特殊的政治行政体制和文化传统下,如何积极有效地完善这一制度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特别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着力推行行政问责,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     

国家赔偿法中的公务员法律责任之实现

国家赔偿法中的公务员法律责任包括追偿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违宪责任。当前,重人情而轻法治的社会文化、体制化而非法治化的制度设计、模糊化而非精细化的文本规范等因素共同造就了国家赔偿法中公务员法律责任难以实现之困境。通过重构追责主体,进一步明确细化监察委员会追责权;完善追责程序,确保追责有据可循;建立相关责任机制,提升问责法治化;增强责任意识,培育问责文化等路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一难题。     

由“问责风暴”谈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完善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其影响之大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掀起"问责风暴"。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完善的思考,问责应当形成常态机制,而不能是运动式的追责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健全公务员行政问责机制。     

对网络问责实施的理性思考

网络问责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问责方式，是传统行政问责制的重要补充方式之一。因此我们要理性思索其利弊，从而因势利导，积极发挥网络问责的优势，为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服务，更好地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