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浅析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原因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是我党在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从开始纠“左”到后来的反右,来了个180度的转折,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延续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教训极为深刻.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何在?对此问题的研究虽有文章论及,但迄今仍很薄弱,这与它对党的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很不相称.笔者认为,探索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应该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对当时的历史进行具体分析.     

朱德在庐山会议前后

中共中央于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从前期继续纠“左”到后期错误地转为反右，批判彭德怀及所谓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并扩展为全党范围的“反对行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方向性的逆转。     

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预演——安徽“责任田“兴起始末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展开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对农村形势产生了严重影响."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严重的"五风"等,刚刚开始纠正,便遭中止.纠"左"一时间变成了反右.这样一来,严重的"左"倾错误不仅不能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发展,"五风"未止,反而越刮越烈,"大跃进"也借势以更猛的势头掀起新的浪潮.这样,就给神州大地带来一场深重的灾难.     

近二十年来庐山会议研究述评

党史学界一般把１９５９年夏中共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和八届八中全会（８月２日至１６日）总称为庐山会议。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１９５８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即按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已定...     

不应否定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与裴焕利商榷

裴焕利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裴文),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却又认为这种“对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裴文的逻辑矛盾难以根除裴文既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说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二、裴文对纠“左”含义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对纠“左”含义的理解上,裴文片面强调了质的规定性,忽视了它在不同条件下规模     

六十年代对中央统战部的两次错误批判

从195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内在反右斗争中滋长起来的“左”倾思想不但未能得到纠正,反而越来越严重,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如同其它战线的工作一样也受到了严重干扰。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到1964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思     

反右倾“斗争

1959年7月,为纠正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参加会议的省委其他同志,在大会发言和私下与毛泽东的多次交谈中,对“大跃进”以来党在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但是,当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后,毛泽东一改反“左”的初     

封建意识的影响是“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

继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之后,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党又发生了几次“左”倾错误: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直至“文革”十年动乱。我们党为什么屡犯“左”倾错误?在拨乱反正之后,我们广大党员和党的理论工作者都在思考这一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找     

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

党史学界普遍认为,1959年7、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前期本来是反“左”的,后来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提意见,会议转向反右。本文对此提出一点不同看法。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的目的是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期间,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会议便错误     

对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评述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从1953年开始到1978年长达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有一个形成、发展、升级的过程,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其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使从反右派肇     

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纠“左”述评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9个月时间里,毛泽东通过召开各级各类会议、起草决议、批转报告、找人谈话、派人调查研究等多种方式初步纠正已经觉察的"左"倾错误。在整个纠"左"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强调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然而,这9个月的纠"左"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不可能充分。在纠"左"问题上,毛泽东又与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导致后来纠"左"转向反右。但前期的纠"左"努力还是为1960年冬以后的纠"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     

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和党中央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并曾努力领导全党进行过纠正。然而,把这时对错误的纠正说成纠“左”,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左”和右都是有严格界线的,即质的规定性。所谓“左”,就是指思想和行动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陷入空想盲动。     

写于遵义会议期间的十二首长征诗词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0年中共中央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作为就近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远东局指出和批评李立三“左”倾错误，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左”倾冒险错误的纠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左”的危险性看防止“左”的必要性

今天,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党的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左”倾思想占了统治地位。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曾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却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纠正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又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     

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以实践证明了：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呼唤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集团占据统治地位，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中共中央曾经出现过“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周恩来、瞿秋自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这一错误。     

邓小平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

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劣后果,使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纠正我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走出低谷,尽快改善人民生活,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于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住进267号别墅     

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

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整风运动曙初１９５９年８月，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并决定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于当年８月至翌年３月，在湖南全省组织开展了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整...     

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0年中共中央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作为就近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远东局指出和批评李立三"左"倾错误,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左"倾冒险错误的纠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