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票据诈骗罪的认定

金融诈骗犯罪日趋严重的当今,票据诈骗罪尤为突出。本文从对票据诈骗罪概念的界定,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 目的",到间接故意能否构成票据诈骗罪,以及票据诈骗罪的客观行为方式,票据诈骗罪的界限辨析等一一进行了论述。为 票据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的关键,需要单独子以证实,其产生的最后时间界限是透支之时.在司法实践中,应采用推定的方法,综合案件全部客观事实加以具体认定.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从传统诈骗罪分离而来,兼具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所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交易秩序、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在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是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所以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认定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的理论研究与司法认定的重点与难点。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金融诈骗活动之一,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着人民的生活。为了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我国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了集资诈骗罪,但是由于其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使得现实生活中很难准确界定集资诈骗罪,由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笔者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非法集资"的含义以及"诈骗数额"的认定标准等几个方面对集资诈骗罪进行完善。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文章采取了比较分析、逻辑分析、语义分析等方法,在整个文章中吴英案贯穿始终,通过借助实际案例更加深入地对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漏洞进行查找,然后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     

对票据诈骗罪认定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在票据诈骗罪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程度并不要求确知,对票据真实性有所怀疑也属于明知。盗窃他人空白票据伪造后予以使用的行为同时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票据诈骗罪和盗窃罪,属于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罚。诱骗客户至银行存款,偷换客户预留印鉴卡,以客户名义开具票据至银行柜面划走客户存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票据诈骗罪。     

论票据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准确定性——从一类刑事疑难案件谈起

以承诺给予高息、工程等好处为借口从特定受害人处吸收大量存款,然后勾结银行工作人员更换特定受害人留在银行的验证资料并伪造取款票证将款项取走的行为,应当定性为票据诈骗罪。对票据诈骗罪的理解要建立在对票据这一犯罪工具和非法集资行为实质内涵的正确解读基础上。对此类案件中银行工作人员和相关存款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应具体分析,票据诈骗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罪数问题值得重视。刑法是科学,任何个罪的定性都应摒弃刑法工具论的倾向。     

电信诈骗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之探究

电信诈骗犯罪行为人借助电信、计算机等通信中介实施犯罪,使得电信诈骗犯罪在时间、空间二维度上与普通诈骗罪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其犯罪形态的认定。然而,认定其犯罪形态的理论前提是界定犯罪是否已"着手",因此,在采用实质客观理论认定其着手问题之后,比较分析如何认定诈骗罪既遂标准的学说,认为采用失控说为标准界定电信诈骗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颇为合理。     

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以强奸、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比较为视角

司法解释以及刑法理论上的争议使得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成为疑问;结果加重犯是单行为类型,对加重结果必须有主观上的认识;基本结果与加重结果之间有"同质"与"不同质"两种关系,前者不存在未遂,后者在基本犯所侵犯的法益与结果加重犯所侵害的法益存在明显的保护位阶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未遂;强奸罪和抢劫罪都存在复杂客体,一般来讲应以主要客体作为认定既未遂的标准,次要客体仅为量刑的参照,但应考虑复杂情形的存在。     

“租车诈骗”行为的定性研究

在租车诈骗案件中,行为人存在向汽车租赁公司骗取车辆的前行为和将汽车转卖获利的后行为,其中,后行为属于对前行为所得赃物的处置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租车诈骗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基本犯罪构成,构成合同诈骗罪。租车诈骗金额的计算受犯罪形态的影响,应以"双重标准说"进行认定。租车诈骗金额的计算与行为被认定的罪数形态的判断有关。因此,应以所骗得汽车的价值作为诈骗数额为宜,为骗得汽车所支付的租金不应从诈骗金额中扣除。     

论保险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保险诈骗罪的成立要求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保险金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保险诈骗行为且诈骗数额较大。对保险诈骗中刑法有明文规定的数行为必须实行并罚，对没有明文规定的按照刑法理论解决。对保险诈骗中的共犯问题，应分别具体情况，根据刑法理论和刑法规定恰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