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理念与实践

法治理念应当包括一切可以在法律中找到的基本理论规则、基本规则和原则,也包括法学与法律实践为法律增加的理论规则、基本规则和原则。由于理念具有对法律原理的真实性要求,所以法治理念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法治强调法的理念,故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法理性。当今,我国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架构在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基础上的理论。     

论领导干部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中具备必要的法治思维,是行政决策的立足之基、动力之泉和力量之源。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守法崇法的思维,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思维方式相比,有诸多特点。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具备法治思维,是防范法律风险、提高基本的业务素质和落实依法行政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好,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强大推动力量;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基础。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其路径包括:培养领导干部自觉尊崇法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时刻思考依法办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尊重权利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必备的法治精神。     

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便是其纲领之精魂。历经助推革命的法律理想动员、奠立国本的法制规范生成、协同改革的法治战略形塑,中国共产党的法治观迎来了新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法律理想、法制主张和法治战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含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整合为中心,形塑为面向均衡的新法理思想体系,以此连通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法治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法治观念的时代创新上,具有整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学术与政治、精英与大众的显著优势。这种特质和优势,鲜明体现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及其引领的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实践中。     

认真对待法治

法治乃良法之治,恶法非法,避免和排除恶法也是法治的重要任务.只有良法才能实现善治,良法有七个标准,善治有九幅图景.法治乃宪法之治,宪法之治的核心是限权和护权.限权主要有三种途径:宪法设置权力机构并进行权力分工;通过违宪违法审查把权力和掌权人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基本权利的充分享有和实现,既可制约权力,也可激活社会.变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为法治统治下的市场经济,改变法定权利有些仍未转化为实有权利,应有权利反而已转化为实有权利的尴尬局面.法的统治是人民为主体的统治,人民意志与党的意志是一致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和人民则必须遵守符合自己意志的法律.法治为民主之治和众人之治,人性恶,人非圣人,因而一人之治不可靠,法治优于人治和一人之治.     

法治中国建设的良法图景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重申要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综观《规划》的内容,在建构良法上,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导向,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将以人为本作为指针设计法律的内容;要确立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基准,保障立法公平、执法公平、司法公平的完整实现;要立足具体国情,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创制法律。在良法的标准上,可将本于人心、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良法的实质内涵,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维护大局稳定。在良法生成的制度保障上,必须确保法制统一、完善立法体制、明确立法重点、推进立法民主,以此来为良法的形塑奠定扎实的制度根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和培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领域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社会主义一般法治理念和特殊法治理念;社会主义一般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有权利义务理念、尊重人权理念、公平正义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和法律至上理念。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途径一是努力树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二是努力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机制

法治中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指向。从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来看，法治中国建设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和成就已然转化为实践层面常态化、系统化的机制体系。具体表现为关注法治理念普及化的理论教育机制、聚焦法治理念规范化的制度化机制、专注于法治理念践行的行为化机制和侧重于以“三治结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统筹协调机制。这四种实践机制交相互构，共同形塑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的实践体系。     

运用法治思维 建设法治国企

追溯中国法治的历史进程,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在事实和法律面前,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伦理思维是不同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做出顶层设计,如何完成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企,从法治国家到法治国企的转化,需要国企管理者学法学规则,增强法治观念;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依法经营和维权,维护企业自身和权益。     

浅议法律教育——以中国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视角

中国正朝着法治社会的方向艰难地行进着。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良法得到遵守。良法需要人来制定,良法的遵守也离不开人的因素,这些人主要是法律人,“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古训,在今天仍然是真理。法律人不是天生的,需要法律教育来培养。现代的法律教育是培养法律人的高等教育,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也应当概莫能外。     

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在本质上与法律思维的含义是一致的。法律思维的要义是对法律方法的把握。法律方法论的核心是法治原则之下的法律思维规则。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界定法治思维，而对法治思维的法律方法论基础视而不见。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改变偏重权力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在推进法治的战略措施中，法律思维水平的提升相对容易做到，这是搞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法治思维被确定为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要求后，确定法治思维的定义，对训练法治思维和提升法治能力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法治思维定义需要在对政治理想与法治现实、法治的历史与未来、政治功能与专业素养、法治理念与实现方法关系的思考中把握。     

改革开放与中国法治进程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中国法制建设恢复和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与法治同步，它们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互为推动的力量。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法治依然是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法治进程的当务之急是变革法治观念以适应时代的步伐；注重立法质量，实现良法之治；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进行有质量和有效益的制度建设.     

论法治之法

法治的实现以法制为前提,而良法又是法治的题中之义,也是法治的有力保障.本文试图从立法原理、立法宗旨、立法程序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来分析何为良法,以求探讨在法治建设中如何使立法真正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论法治之法律至上

近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法律具有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威，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至上的统治地位。法律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力制约性、价值崇高性和强制性等特性，它应当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服从，具有至上的权威。法治的实质是使国家权力法律化，政府只能有宪法规定的权力，政府行使权力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人治的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威高于法律权威，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     

香港法治发展径路之启示

不同的社会背景产生不同的法律,而法律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法治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从而形成良法,但仅有良法并非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的形成除有良法外,还必须具有相关制度的支持,以及公众对司法的信赖,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香港及西方法治社会的形成昭示:法是由统治者制定的用来规范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只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自觉遵守和维护,才能发挥其规范作用,否则将是一纸空文。     

浅谈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培养

法治思维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强调以法治理念为基础,以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为依据,运用法律逻辑完成一系列分析并最终得出结论。领导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主体,其是否运用以及如何运用法治方式处理实际问题,将决定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并将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从法治思维的含义出发,讨论为何要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再从加强领导干部对宪法和法律的学习、营造良好的体制内法治环境和营造良好的体制外法治环境三个方面,阐述如何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     

用“法治之理”塑造中国法理学

自法理学引入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法治之理"尽管高度被强调却仍未得到有效重视。与之相随,法理学科以及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也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法治之间来回摇摆。然而,在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法治之理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法学原理的政治行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的现实社会也需要用法治之理进行打量和改变。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作用来看,我们只有在构建了成熟的法治之理基础上,才能用法治理想改变中国。在此过程中,需要基于法理学科和法理学者的身份焦虑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问题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进行反思。     

浅析领导干部具备的法治思维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既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需要。领导干部应当具备法律之上、职权法定、程序正当、权利义务等法治思维。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可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参与法律实践、加强法治考核、改善法治环境等途径来培养和提高。     

安徽省阜阳市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阜阳市已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法治乡村建设制度体系,法治乡村建设成效显著,以法治为基本治理理念,形成了"党带群建、十户联治"等乡村治理品牌。但阜阳市法治乡村建设还存在村庄空心化趋势下自治活力不足、农民法治意识淡薄、民间法与国家法存在冲突、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应当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村民法治思维,发挥德治内涵优势,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高质量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法治中国与法治的公信力

"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公信力的视角省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主旨是通过系统化的渠道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在理念上涵盖着思维与方式两个层次。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改革共识达成的法治进路,应通过公信力的视角予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