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学: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提出经济法由空想转变为现实是法学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贡献，并据此分析了经济法概念产生于德国的条件和经济法在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在对中国经济法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及造成许多学说易变、短命与新生的诸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本文指出承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渐成中国法学界之公论，经济法内容构成的理性基础和理论范围日趋合理。最后，本文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法学如何走在世界前列，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和设想     

问题及其主义——经济法学研究非传统性之探析

经济法的功能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的非传统性,经济法学研究群体对此应该充分关注.非传统性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抛弃思维定势,即不能绝对地以研究民法、刑法、行政法的思路、方法和视角来研究经济法.经济法的问题不应该从民商法等法的影子中去发现并基于这种影子进行解析,我们应该基于对经济法与传统法律的差异认识,从市场经济与经济法的实践中去探寻经济法特有的"问题与主义".     

直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经济法问题

2007年,中国经济法学界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经济法问题,展开研究,在具体问题的解决、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税收法、反垄断法、特别市场规制法等。2008年经济法学研究在继续加强制度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在总论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转轨经济法学刍议

转轨经济法学学说是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又一新成果,但学界也不乏对其合理性的质疑之声。因此,本文从对传统经济法观念的反思出发,通过对转轨经济法与市场经济法、民法以及行政法功能边界之划分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对转轨经济法学本身及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经济法学的发展依赖理论创新——“经济法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高级专家研讨会”纪要

我国经济法学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经济法学的地位、性质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经济法学的历史较短 ,是一个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法学学科。近年来 ,经济法学学科的发展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2 0 0 2年 1 0月 2 1 - 2 3日 ,华东政法学院举行了“经济法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高级专家研讨会” ,国内著名经济法学家 2 0余人参加会议 ,就中国的经济法学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一、经济法学科的发展需要理论创新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经济法理论创新的意义 ,认为本次会议对于新世纪经济法学的创新与发展十分重要…     

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目次上篇:从蓬勃兴起到初步发展一、部门经济法地位之确立二、早期经济法诸学说之理论争鸣三、初步发展时期经济法诸学说之统合下篇:从走向成熟到理性繁荣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学之重构与反思二、新时期经济法代表性学说之考辨三、经济法基础理论共识之析出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经济法学因应国家改革开放而迅速崛起,并在与经济立法、经济执法以及经济司法的互动中不断实现理论突破和创新,30多年来的诸多经济法理论命题和制度建构,契合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促进了中国法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中常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变革与创新进行研究,科学确定经济法学发展的分期依据至为关     

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法创新

2006年,中国经济法学界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围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经济法问题展开研究,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创新、认识的深化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总论中的理念、权利和研究方法研究,宏观调控法中的所得税法和计划法研究,市场规制法中的反垄断立法、消费者界定、证券业市场规制研究,跨领域制度中的涉农法律问题研究等。2007年经济法学研究有必要在论题的选择、方法的更新和交流的拓展方面作更多的努力。     

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与出路——兼对社会法等部门法划分的反思

中国经济法学困境不在于以我国所定义的经济法内容本身,而在于经济法研究的经济法学出现了问题。经济法学其实是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部门法学,同时也是经济法学困境的原因所在。经济法学界研究路径转型对经济法学困境突破至关重要。通过学习和借鉴世界两大法系的务实禀赋,审视与检讨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以一种非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审视经济法,包括但不限于以非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审视经济法的独立性、经济法划分的相对性、经济法回归到经济政策的法条解读或其他可能、经济法总论仅具有形式意义、经济法总论与分论是"形散而神不散"的关系等,这将是中国经济法及其经济法学的必然出路。     

经济法学范畴探究

经济法学范畴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及其科学体系和方法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产生具有三个条件:必须是经济法本质的表现;必须是经济法的具体概念的抽象和概括;必须是以概念的形式来表现。经济法学范畴的产生应当从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构成要素的分析入手进行法学抽象。     

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法学界在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法现象缺乏独立的思考,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法的基本任务认识模糊,理论建构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中国经济法不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伴随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在建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门法律.中国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或功能不是调整"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推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为了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是要用法律手段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为;不是以公共利益否定私人利益或以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而是要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一起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和市场法治秩序,最终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经济分析法学与民法方法的革新

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思想是将资源效率最大化作为法的宗旨。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经济分析法学主张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系法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经济分析对于民法方法革新的特殊意义,缘于民法和经济学的一致性,包括对人的共同假定、对交易的共同关注以及对效率的共同追求等。     

经济法学方法的思考

法学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方法的准确应用和革新。经济法作为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独特的国家干预经济之性质。研究经济法,既要运用一般法学方法,关注价值预设和运行实效,又要根据其自身特点有所侧重,并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加以补充。分析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法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有利于解决经济法现存的问题,形成独特的、复合型的研究方法。     

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法学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经过近30年的奋斗,新兴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法学是应运而生、与时俱进、丰富多彩、和而不同、任重道远。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经济法、经济法学兴起和发展的30周年。中国经济法学的蓬勃发展有利于推进新兴经济法的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     

作为概念的“经济法”——聚焦于“经济法”语词的多视角研究

“经济法”是经济法学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经济法”的概念研究是经济法学总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作为概念的“经济法” ,从学术史、语言学和逻辑学等视角进行了语词缘起、范畴定位和文字训诂等三个方面探讨 ,并为经济法本体论和经济法学科论的基本范畴研究提供了相应的思路、方法和理论基础。     

论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

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是"实践之法理",是证成法律人工智能实践之正当性的理据,它反映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相融合以揭示法律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是"法外之理"的又一阐释。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在于辩护和证成,其价值不仅为法律人工智能提供法理解释和学理支撑,还在于规范和引导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律融合人工智能有其天然条件,探究其蕴含之法理是法律融合科技之法理的新命题,法理形式理性是辩护法律人工智能之法理的本质特征。法理之要义应在于指导人工智能理解和遵循立法及司法规律,符合法律任务的特征,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定位和发挥"辅助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     

回到中国——转轨经济法的存在及其价值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法抛弃了早期的计划经济法范式,转向西方寻求资源,形成了市场经济法范式,认为经济法是弥补市场缺陷之法,而当下中国还处在计划权力经济向市场法治社会转轨过程中,中国的问题不是市场高度发达到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缺陷,而是市场发育不全,经济发展处处受到权力因素的掣肘。市场经济法范式与转轨现实脱节,存在严重的正当性危机。如果要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经济法学的回答是:回到中国,回到转轨现实。中国经济法学需要也正在进行第二次范式转换,转换到转轨经济法范式,推动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轨。     

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

2 0 0 0年 11月 14- 17日 ,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本次会议中 ,代表们就经济法不同领域中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新观点 ,展示了经济法研究领域的繁荣局面 ;同时对经济法基本理论中涉及的诸多基本问题达成了相当普遍的共识 ,表明我国法学界对经济法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成熟。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

法学研究之深入 ,端赖于范式转换 ,经济法学研究更是如此。以往之法学研究 ,较为偏重权利 -义务结构分析 ,这固然重要 ,但已显不足。本文基于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多维审视的需要 ,运用法与经济学的理论对经济法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进行了探讨。     

论作为民法法源的“法理”

我国《民法典》第10条未将“法理”规定为第三位阶的法源。在理论上,除少数学者反对设立第三顺位法源外,多数学者赞同规定第三顺位法源,惟对其原因基本未详尽展开。无论是从法源条款的性质、使法源条款真正具有实益、为法律“续造”提供合法性基础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民法典》已赋予法官较广泛司法权、我国民事法官依“法理”填补法律漏洞成为较为普遍的现实来看,抑或从发挥法理的“学科沟通功能”来看,确立第三顺位法源均有其必要性。从立法技术来看,将第三顺位法源表述为“民法基本原则”并非最优,仍以“法理”的表述为宜,因为“法理”的内涵与外延比“(民法)基本原则”更为丰富。除民法基本原则外,“法理”可能是非属民法基本原则范畴的民法基本原理、未明定的民法原则;此外,“法理”也可能是制定法乃至习惯法上的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