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构成我们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一方面,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村落、市场和国家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另一方面,乡村混混等农村灰色势力又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层面,从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     

作为村庄纠纷处理人的乡村混混探析——兼论小戚族的村庄基础

传统的观点认为,有乡村混混介入就是乡村社会灰色化,乡村社会灰色化就是乡村混混或者混混式的行动捣鬼的结果。在对乡村混混作了学术梳理后,通过个案分析表明,乡村混混与乡村社会灰色化并不存在必然对应的关系。重新认识了原子化村民的行动逻辑,并且试图用"小戚族"的概念详细解释有乡村混混介入村庄纠纷事件的处理逻辑,从而指出可能存在乡村混混的"身份"与"角色"之不统一。     

乡村社会灰色化的形成路径探析

自古以来乡村中便有灰色力量的存在,不同的时代乡村灰色化的表现形式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灰色势力在农村中不单单扮演混混或者地痞流氓的角色,而是介入到了村庄治理过程中,其产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主流村庄乡村灰色化的形成路径大致相同,文章就是从社会基础的角度分析乡村社会灰色化形成的路径,并提出若干措施,以求对化解乡村灰色化有所帮助。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为审视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以三个村庄的"项目进村"实践为经验表述对象,呈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的不同类型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进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学理探索。研究表明,经营村庄、经营项目以及"灰色代理"构成混混进入涉农项目实施的三大主要行动类型,且分别导致村级权力结构固化、资源输入渠道阻塞以及乡村治理空间萎缩等政治、社会后果。"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及其力量彰显,昭示着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新形势下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成为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乡村混混的历史转向

本文从年轻人愿意当混混的主要原因、主要活动场域、使用暴力的方式、组织化程度、与村庄政治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入手,考察了混混自1980年代初在乡村社会重新出现到当下这个时间段内所发生的历史转向。     

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 ——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

农民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推进乡村善治的有效主体。基于赣南村庄的考察发现,村庄存在着一大批中坚农民群体,构成村庄治理场域下的中坚力量,但只有少量的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可以极大地推进乡村治理。治理型中坚农民是植根于乡村社会内部,并在村庄治理场域中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性、较强的参与能力性的积极可为型中坚农民。在包容性的村治环境下,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以个体性参与引领和激活其他在村农民群体的整体性公共参与,以其高质量的参与能力增进村庄治理的系统性能力,在促进农民自组织化中重塑和凝聚村庄公共性,通过形成正向的、积极的公共行动来改善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在实践中,治理型中坚农民在村庄中普遍存在,要注意以团结、协作的方式将其吸纳到乡村治理内核场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治理优势和治理能力,从乡村社会内部探索出一条具有持久活力的乡村善治之路。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出现了好混混。好混混的出现源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乡村组织难以抑制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村庄公共品合作常常因此难以达成。好混混则可以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遏制搭便车行为,维系村庄公共品合作和供给,他们的好由此体现出来。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更加弱化,农民因此对好混混的需求更甚。好混混这一怪异现象,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存在局部不足。     

乡村“混混”的生存土壤——对湘北H镇农村不良青年的考察

本文试图从乡村内部视角出发,描述乡村"混混"的基本生态特征,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乡村社会转型的内部逻辑中找寻其生成、发展与壮大的原因。     

政策性与公益性:中部农村的双层治理结构与逻辑

村组两级组织分别建立在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之上,承担着政策性和公益性两种不同的治理功能。村级组织遵循现代公共规则和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和精英吸纳与角色规约机制实现治理;而村民小组主要遵循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的机制实施治理。     

村落选举、公共性生产与合法性——以陕西Y村为例

转型期中国乡村基层村庄民主选举备受学界关注,学界分别从乡村治理、制度变迁、政治民主等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然而这些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乡村公共性主题。笔者认为这一主题才是乡村选举的实质和意涵。通过Y村选举及修路等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个案,笔者考察当前村落选举与村庄公共性生产、村落公意和共识的关系,文章认为当前基层乡村依然延续了差序式的公共性生产模式。这种公共性生产模式与通过选举运作生产公共性的模式之间具有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导致试图透过西式选举达成村落公意和民众共识的设想在重建当代乡村公共性实践中遇到问题。     

游走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杜镇“大学生村官”的个案

文章以杜镇"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对此,本文根据个案调查材料提出三个悖论,且通过对三个悖论的解释和分析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扮演着"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村务工作中"秘书人员"以及"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等角色。     

Crafting 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 The roles, networking, and strategies of provincial elites

There is no obvious and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vincial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c level of village elections. There is a great disparity in the level of rural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self-governance among and within provinces. The modernization model alone cannot explain why village elections work well in some provinces but not in others.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political elite’s ongoing efforts at provincial level to conduct village elections and implement village self-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These efforts include the strategies for crafting village democracy employed by provincial elites: elite cooperation, local legislatur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political programming, and the art of balancing party leadership and village elections. He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on China’s village elections and local governance. He is author and coauthor of several books.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non-state, loc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author gratefully acknowledges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Professor He Baogang of Deakin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Zhong Yang of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for their suggestions on an earlier draft. My special thanks to Professor Joseph Fewsmith of Boston University, Professor Tan Qingshan of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and three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insightful comments, as well as to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is research.     

青天·村霸·能人:农民上访与抗争中的三个关键词

现有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农民的上访和抗争事件。本文以郭村调查中的三起个案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中的德性诉求,发现农民无论把村政腐败归咎于个别村干部还是把上访目标的实现寄托在上级青天身上,以及在抗争中对矿霸的控诉,在村政治理上对能人的期待,都共同体现了一种德性正义的诉求目标,进而遮蔽了农民对村政腐败体制性的认识。这就为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的集体行动建立了一种新的德性论的解释模式,同时为重新认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国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乡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宣传者、推动者和执行者,是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近年来中国乡村干部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有些地方已成为"常态".腐败案件越来越多,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分析乡村干部腐败案件入手,揭示了造成乡村干部腐败的五个因素:乡村干部权力观的严重扭曲,手中掌握的权力"含金量"高,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的预期成本低,以及财务管理混乱等.指出了乡村干部腐败的严重性:乡村干部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侵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稳定.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乡村干部腐败的对策.     

村干部竞选者的竞选动机及特点——基于需求ERG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需求ERG理论与适应性行为理论,研究讨论了我国现阶段参与村干部选举中的竞选者动机,并根据事实驱动的研究策略,构建了参与村干部竞选的竞选动机量表,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村干部竞选者的竞选动机特征.研究表明,村干部竞选者参与竞选主要包括社会关系、经济收入、权力权利、公共服务和跟风盲从等五种动机.研究发现,从村干部竞选者整体来看,最重要竞选动机是对社会关系的追求,其次是对经济收入和权力权利的追求,对公共服务和对跟风盲从的追求显著低于前三者;从村干部竞选者个体来看,基于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工作经历等不同的需求各异的竞选者竞选动机各有不同.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认识、农民政治参与的认识,为村庄选举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