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与人的尊严:再思人的安全概念

“人的安全”概念的提出促使人们对安全内涵和如何提供安全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但是,人的安全概念提出后引发了很多争议,也产生了不少误区,其中之一就是将人的安全中“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相互对立起来,以至于将前者视为西方的概念而后者为东方的概念。在这种话语中隐含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人的安全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其产生的后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贫困、饥饿等严重危害人的尊严的安全问题可能被置于安全考虑范围之外。回顾人的安全概念之争,探讨人的安全的核心理念及其相关概念,比如安全与发展、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之间的关系,可以矫正这种误区,并证明人的安全概念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它是以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需求和尊严为中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和道德说服力的综合性理念。这种综合性界定自然要求安全维护的方式不应停留在被动和短期应对层面而应寻求早期预防、长期建构、能力提升等积极手段以便实现“积极安全”。     

东北地区资源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

东北地区是我国开发历史最短的地区之一,在东北亚地区及我国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东北地区面临诸多的困难与问题,但有利因素也很多,许多潜在优势尚未发挥出来。为此,应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深入研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采取正确的战略对策,坚持不懈地努力,尽量实现东北地区的现代化。     

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变化与中日韩合作

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模式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大国将为世界带来种种机遇。在此背景下,美日两国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纷纷调整其亚太政策。美国希望调整该地区合作"制度"规范亚太合作进程,日本希望通过呼应美国TPP战略来干预亚太一体化进程。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强化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中日韩FTA谈判不仅有利于三国的经济利益,也将对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加速本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调整。     

国家安全研究的理论与现实：几点思考

国家安全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学术工作,需要耐心细致的学理分析。安全是一种不受威胁或不感到危险的状态,而不是纯粹物理层面的隔离或保障。国家安全有着极其多层多元的构成,同时带有外部属性和内部成分。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界定与维护,明显区别于旧时代的内容,认识其中的联系与区分十分重要。从人类思考安全的历史进程观察,可以看出一种不断深化与进化的线索,它对于确立今天的安全思想、目标、行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认知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离不开对过往不同时期国家安全状态以及方针的借鉴吸收。通过梳理国家安全研究类型,可以发现日益多样的探索路径与工具,对它们各自优劣的比较,有助于建立均衡合理、适应新时期需求的安全研究架构。就政策层面而言,保持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支点与枢纽,其中尤其须重视吸取一些大国的经验教训。就学理角度来看,新的思维与工具,如“层化”研究思路或许能帮助研究者拓展更大空间。     

陆羯南的近代日本国民构想

作为明治后期社会文化人的代表,陆羯南提出的关于日本国民铸造的一系列构想,对近代日本国家转型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思想主要内容是：实现国民政治,即以“国民的独立”为前提的“国民的统一”;建立国家政体,即君民和合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出路在于以天皇制弘扬“国民精神”。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极强的阶级调和性,他理论上塑造的“国民”,是一个包容国内各个对立阶级、各种互为对立政治主张的混沌漠然的国民形象。     

美越防务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越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在防务与安全合作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美越双方从战略上日益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军事高层互访频繁,实质性军事交流合作如联合军演、开放越南军港、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持续开展,核能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美国全面解除对越武器出口禁令,美越防务安全合作日趋机制化等。美越从昔日的军事对抗走向今日的军事合作,源于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变化背景下两国对安全利益的认知以及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主要动机及意图是通过相互借力削弱或制衡中国,并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各自的目标诉求。美越安全防务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以及中国外交造成了挑战,它影响了中美关系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虽然美越军事合作暂时难以走向军事同盟,但中国应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积极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周边安全战略,提升应对周边安全危机的能力。     

Agriculture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 an asset turning into a liability

Agriculture in the Himalayas has witnessed dynamic shifts and acute crises over the last decade. This viewpoint identifies and discusses the factors leading to de-agrarianisation and land abandonment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Data on farming preferences and bottleneck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ere also gathered through a short survey with farmers. Escalating male out-migration, land fragmentation and heightened exposure to uncertai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have transformed agriculture into a liability for the farmers. The viewpoint suggests tha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consolidation reforms in the region would enh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urtail mass migration, and potentially insulate farmers from the ongoing agrarian crisis.     

军事干预需求、规范敏感性与大国海外安全市场化发展模式

冷战后,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在大国普遍出现,但是这些国家安全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有些大国采取作战型模式,一些大国属于安保型模式,也有大国从作战型模式转为军事辅助型模式。作者以海外军事干预需求和规范敏感性为变量,搭建大国海外安全市场化发展模式的解释框架,着重讨论国家和公司的关系。当海外军事干预需求强、规范敏感性低时,大国出现作战型发展模式;当海外军事干预需求强、规范敏感性高时,大国采取军事辅助型模式;当海外军事干预需求弱、规范敏感性高时,大国出现安保型模式。世界主要大国海外安全市场化的发展经验证实了上述假设。英国和美国的案例比较分别验证了大国的作战型模式和军事辅助型模式的成因,而印度和日本的案例论证了安保型模式产生的逻辑。当前,中国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的需求日益迫切,讨论大国海外安全市场化的发展,对中国借助市场化手段保障海外利益安全也有一定的启发。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了根本遵循,标志着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进入新时代。2024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加快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日益清晰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本土化进一步彰显,国家安全学理论构建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短板,但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为此,中国学界需要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厚度和深度;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做“强”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凸显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