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岩气革命”、“乌克兰危机”与俄欧能源关系——对天然气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分析

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及地缘政治危机对地区性天然气市场及权力结构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天然气商品与地缘政治双重属性的俄欧能源关系分析框架,将"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作为市场层面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变量纳入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与权力结构演变的动态分析。就市场层面而言,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正在影响欧洲天然气供给格局的演变,而"乌克兰危机"后欧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政治意愿成为促使欧洲天然气需求格局转变的强烈动机。就地缘政治层面而言,"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的传统能源权力产生了冲击效应,进而使俄欧能源博弈能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欧洲传统市场结构下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三元博弈被转变成新市场结构下传统区内生产国、潜在区外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多元博弈。"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双重冲击下的俄罗斯能源战略重心东移将对中国能源安全及未来亚洲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安全观转型评析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想

冷战后 ,安全观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正在由传统安全观向新型安全观过渡。当前的安全观可分为三类 :传统安全观、过渡型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受安全观制约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可分为三类 :军事型、军事与发展结合型和发展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观是过渡型安全观 ,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军事与发展结合型国家安全战略。对于俄罗斯来说 ,制定“国家安全构想”是冷战后才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因此 ,它不可能不受到安全观转型的影响。本文着重从安全观转型的视角来评析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的特点。     

俄罗斯对外结盟的目标形成及影响因素——基于权力结构、地缘关系、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

俄罗斯对外结盟的目标是构建并维系国际体系的均势,在这一前提下,实施渐进式的局部扩张,逐步拓展势力范围,扩大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缓冲带,以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的影响因素,包括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地缘环境与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过程中,对权力结构的计算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因素居于次要地位。巨大纵深、侧翼位置、领土流变构成俄罗斯地缘环境的主要特征。地缘特征有利于俄罗斯实施制衡联盟政策和局部扩张政策。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以权力政治逻辑为依归,意识形态因素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     

冷战后欧盟、北约对俄罗斯战略的比较研究

冷战后随着欧洲政治安全格局的变化,欧盟、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也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通过对比分析欧盟、北约对俄罗斯的政治认同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延伸稳定战略,可以发现两者对俄战略的一般规律,即都通过政治对话提升伙伴关系,通过吸收新成员国实施空间上的扩张,通过参与欧洲周边地区及国际重大事务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从差异来看,欧盟表现为强经济,弱防务;而北约则表现为强防务,弱经济.     

类属身份、结构矛盾与俄罗斯北极战略重构——基于地缘战略心理视角

在北极自然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这是北极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则是俄罗斯发展区域海权与美国护持全球海洋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在北冰洋的具象化。本文为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尝试构建由地缘类属身份、地缘战略心理和地缘战略行为构成的互动模型,分析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认知和动机。本文认为,海洋霸权国、陆海复合强国及其陆海邻国,基于知觉警觉、知觉审慎和知觉防御等地缘战略心理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战略行为特征。海洋霸权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奉行实力威慑和同盟制衡的遏制战略;后者则奉行战略适度原则,为分化海权同盟实施防御性楔子战略,为平衡力量对比实施建设性稀释战略;陆海邻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倾向于合作和推责,但如果威胁感知加剧,陆海邻国将选择追随和投靠海洋霸权国。这进而导致陆海复合强国的战略适度转向战略集中,对海权同盟实施进攻性楔子战略,加强与域外国家合作以实施重构性稀释战略。     

欧洲的边界在哪里--欧盟东扩与俄欧关系

欧洲边界问题实际是地缘政治和欧洲认同性问题.冷战后,中东欧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回归欧洲".欧盟的政治战略是推动和巩固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构筑一条和平安全地带.俄罗斯与欧洲"融合"同"融入"欧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俄罗斯是一支与欧盟对等的独立力量.     

俄罗斯国家安全要素的互动与结构——地缘不安全语境下的循环与延续

开放性与陆权属性形成俄罗斯地缘特征的不安全性。局部扩张和对外制衡,是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的两个基本方面。以扩张为防御手段,是俄罗斯解决地缘开放性问题的传统方法。由于俄罗斯处于弱势大国地位,对外制衡成为其维护国际均势、利用均势机制维系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必要手段。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处于程度较高的安全竞争之中,需要将大量的国内资源用于对外事务。在要素效率落后、经济资源不足的前提下,要求以集权式的社会(军事)动员体制超经济汲取社会资源,导致用于国内发展的资源受到挤占。加上集权体制对个人自由与创造性的压抑,发展的落后性将长期存在。而发展的落后性及安全环境的竞争性,又导致依赖通过局部扩张维持或扩大国家规模,以弥补经济资源的不足,并扩大防御纵深;通过对外制衡,维持国际均势结构,以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通过集权体制以较高比例汲取社会资源并稳定国内秩序;从而出现安全逻辑结构的循环。地缘不安全与对外目标的稳定性,及其对集权体制的依赖,导致权威主义领导下的集体主义和契合对外扩张的救世主义思想,因仍具现实意义与思维惯性,而得以传承与存续。为了应对地缘不安全而形成的对外目标、动员体制、思想观念,因要素效率落后的传动机制,与发展的落后性形成互为因果、彼此强化的稳态循环,使俄罗斯的安全结构呈现出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演化特征。     

浅析认知变量对欧洲安全观变化的影响

欧洲战略文化从冷战时期的防御型模式向冷战后的干预型模式转变,其中,认知变量对战略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安全观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知变量主要包括四大变量,即内生变量、外生变量,传导变量和干扰变量。由于认知变量发生变化,导致欧洲国家在冷战后不再把苏联作为主要威胁来源,而把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人道主义灾难作为主要威胁来源,确定了新的威胁来源和安全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安全战略方面的基本认知规范,从而导致欧洲战略文化模式的变迁。本文主要从战略文化的理论角度出发,围绕安全观及其认知变量的概念,简要阐述认知变量如何影响安全观,从而更好地理解欧洲安全观改变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欧洲战略文化的影响。     

俄罗斯的欧洲情结和西进战略

俄罗斯对欧洲一直持有特殊的情结。每一个历史变动时期,俄罗斯总会以欧洲为参照系和维度来思考俄罗斯的战略和命运。冷战后,俄罗斯面对的欧洲地缘政治环境又使它遭遇了欧洲难题。为此,梅德韦杰夫总统和普京总理先后提出了泛欧洲安全条约和欧洲经济新体系,初步形成俄罗斯对欧新战略的总体构想。但现实是,俄罗斯以自己的方式回归欧洲的进程依然面临巨大的困难。     

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对俄外交战略溯源——“雅盖隆思想”的复兴与波兰东方政策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采取强硬的对抗与遏制俄罗斯的外交战略。理解这一外交战略，需要回溯波兰政治文化遗产“雅盖隆思想”及其指引下的波兰东方政策。在战略文化的层面，雅盖隆思想是对作为波兰历史“黄金时期”雅盖隆王朝历史记忆的追溯和沿用；在地缘政治的层面，雅盖隆思想强调波兰东方政策的传统，主要战略意图是防范俄罗斯，限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影响，进而与东部邻国共同建立反俄联盟。19世纪以来，雅盖隆思想共经历了三次复兴。冷战结束后，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身份的使用。波兰借助雅盖隆思想的文化基础与俄罗斯争夺对俄波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力。俄乌冲突以来，波兰已经成为塑造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继续强调波兰对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构想和将这一思想变为现实的雄心。但是，雅盖隆思想的复兴无助于弥合目前波兰与俄罗斯分裂的地缘政治主张与利益分歧，甚至会加剧欧洲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     

离岸平衡理论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及其困境

离岸平衡手通常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位置,通过推卸责任、构筑均势等策略对大陆的潜在霸权进行制衡,维持大陆均势,保证和扩大自身的权力。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遏制意识空前增强,并积极采取行动,形成对华制衡战略。在目前的亚太格局中,日本对华制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离岸平衡手的一般模式,即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寻求推卸责任;借印度、东盟国家等在地缘上制衡中国,以从中寻求自身安全和权力增长;联合亚太众多国家和地区构筑包围中国的均势同盟。但日本的制衡战略也面临诸多困境,其制衡中国的目标并不能实现。中国应在准确把握其战略本质、充分认识其战略困境的基础上积极应对。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 ,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 ,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 ,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 ,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 ,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 ,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 ,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 ,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 ,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 ,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力作--评崔志鹰的专著《大国与朝鲜半岛》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对峙,不仅时时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成为国际社会一个挥之不去的热点.由于该地区地缘战略的特殊性,它在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格局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

文章试图在已有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做出新的考察和解读。该框架表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际体系压力干预下不断重组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进程以来,美国国内先后形成了东北部—西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不稳定多数联盟及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联盟均势四种社会联盟格局,进而导致直接决定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相应地呈现出"共和党一党独大""两党合作""合作—制衡"与"政治极化"四种主要类型。正是上述国内"政治—社会"机制的作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在实践中经历了从19世纪末现实主义主导的地缘政治扩张,到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复杂历史进程。     

“退向未来”: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刍议

冷战结束后,德国当代部分地缘政治学者从重新研读德国传统地缘政治学文献入手,力图求证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根本不同,探讨德国传统地缘政治逻辑方法与概念命题的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括放弃融入西方政策、重回中部视角、重视东方战略等在内的政策建议。冷战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依然是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方法及其多文本表述的延续,它基本没有克服德国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存在的诸多缺陷,对德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亦是有限与隐性的。此外,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在精神上与冷战后德国及欧洲的新右翼政治势力联系较为紧密。     

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

随着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着迫切的转型升级压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介入已经呈现一种常态化的趋势,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成为解释其对华战略差异的重要变量。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上,周边国家之所以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关键在于制衡能力与制衡意愿的不同强度。结合区域特性,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大体可以区分为制衡、调适、投机和对冲等四种类型。具体而言,若周边国家同时具有较强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和动机同时具备,则倾向于制衡,如日本;若只有较强的制衡能力而没有相应的制衡意愿,则倾向于调适,如俄罗斯;若制衡能力较弱而制衡意愿强烈,则倾向于投机,如越南;若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较弱,则倾向于对冲。对冲战略在竞争型和合作型周边次区域权力格局下分别体现为"两难型"和"兼得型"对冲,分别如韩国和哈萨克斯坦。通过考察这五个周边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回应,基本验证了上述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鉴于此,中国应当细化周边外交的政策选项,对接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强化崛起正当性,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开拓周边外交的新格局。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俄日关系的新进展

冷战时期,苏联推行与美国争霸的外交战略,与日本的关系更因北方四岛问题而陷入长期僵局状态。俄罗斯独立之初,一度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1994年初提出“全方位外交战略”,注重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但与日本的关系一直断断续续,没有明显的进展。1997年以来,俄罗斯与日本的政治、安全、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看中国安全观的变化

国家安全观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互动的核心内容。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安全观念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同时国家安全观念也会对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重大影响。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体系外国家到积极融入、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的曲折变化过程;而中国的安全观也由传统安全观发展到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