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理念演进、逻辑变迁、实践成效与发展方向

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的历程中,从文化福利到文化权利再到文化治理的理念演进,推动了文化事业建设从文化统治到文化管理再到文化治理的逻辑和实践转型,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中国模式。经过40年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和人员保障机制;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加快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性功能,在文化治理中促进社会和谐;以"文化+"理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多维创新,促进经济文化社会互促共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国际化水平,在文化交流中增强文化自信。     

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的协商民主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基于地理、文化、习俗和民族心理存在明显差异的多元政治整合和社会参与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的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在自治制度和条例完善、"公共"与"自治"关系、公共过程与多元参与关系方面的问题,阐述协商民主在公共治理上的作用;深入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中的公共机关行使自治权问题、民族事务的公共性问题和少数民族参与的社会性问题,提出拓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原则、以协商民主促进民族事务公共化和社会化的解决思路。     

增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的路径选择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现代化发展,社会越来越开放,社会利益主体分化,社会治理难度与复杂性日益加剧,无法依靠政府力量解决社会所有问题。必须将集中于政府的权力科学合理地分散于社会,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得以持续互动,形成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府主导、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扩大公民参与等方面着手,发挥多元主体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国外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制度建设与经验启示

根据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互动关系,国外公共文化服务从宏观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民间主导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一臂之距"模式及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这些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渠道、创新方式,在融资、供给、治理等环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制度供给。对其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可资借鉴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创新金融手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丰富治理主体,完善多元治理结构;强化支持举措,促进平台作用发挥。中国可在立足自身国情与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对这些经验进行适度借鉴、吸收并转化为有针对性、适应性、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向:社会化与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封闭化的单位管理体制逐渐被开放的社区制所取代。社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行政化治理模式和"大众化"治理模式,抑制了社区活力,造成了民主参与和治理绩效的双重失效。为此,C市K区通过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内生社区社工和外引机构社工,推动了社区治理由行政化转向社会化,"大众化"转向专业化。如果说行政化治理模式是垂直向下、公共财政直接供给的单一服务体系,"大众化"治理模式是居民分化、非均衡的自利性参与式治理,那么,社会化治理模式则是横向共治、政府购买服务与资源跨界整合的多元服务体系,专业化治理模式则是组织化、均衡与常态化的公共性治理。由此观之,社区治理社会化与专业化是社区善治之道。     

乡村公共事务和乡村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方向是,一方面通过组织创新不断强化村民自治,另一方面下派干部推动国家对乡村的行政干预。但是治理的效果欠佳,其原因在于公共事务治理缺少有效的组织载体,在两种机制并存的格局下,现有村级组织既不能有效地完成行政工作,也不能有效地承担公共事务治理的职能。公共事务不仅涉及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更要强调农村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公共事务治理是村庄社会存在的基础,目前,完善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剥离村级组织的行政职能,恢复村级组织公共事务治理的职能,凸显公共事务治理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

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方式，需注重强调社会力量在制约公共权力和腐败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建设国家廉政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反腐模式社会化方面来讲，以社会治理腐败具有其必然性，而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夯实反腐败社会基础、创新腐败治理模式、提升腐败治理实际成效、提高腐败治理几率、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等方面。     

深化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的思考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既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完善公共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第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发挥,有赖于社会保障治理自身体系的完善。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谋划社会保障治理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法治保障、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保障治理体系。第二,深化社会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提升社会服务效率和公平性。一是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构建体现社会服务技术人员特点的薪酬制度;二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建立竞争性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三是积极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努力开创社会服务社会化的新路径。     

“多元一体”的困境: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理解路径

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一体",即"多元"参与者从属于政府主导的"一体"。这一模式的背景是我国在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缺失"。因此21世纪初开始了政府主动发育市场和社会的"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过程。但是目前仍存在市场发育和社会发育的困境:市场困境的主要问题在于公共筹资的不足导致没有形成足够购买力的市场,以及公共资源的配置结构造成公平性欠缺;而社会困境的主要问题则在于政府发育出的社会仍有更多行政化的特点,而缺乏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足够的筹资和恰当的支付方式,以及一定程度的独立,是走出困境的关键。     

“国家—社会”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的精细化

政府角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必然要求治理的社会化,即将社会力量引入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走向"国家—社会"双轨制正是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对治理社会化的积极回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传统构建思路注重"大而全",关注的问题也往往停留在人员保障、资金保障、站点建立等方面。但实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走向精细化、进行实质性革新,对政府与社会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进行正确定位,各司其职。此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双轨制推进中存在的权力寻租、加剧非均等化等风险也应当正视、予以积极应对。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整合—协同视角下政府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创新路径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一案三制"的治理模式构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该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创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一是发展整合取向;二是发展协同取向。在整合与协同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要增强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整合利用媒体资源、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构建、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法治建设。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者系统在党建公共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和党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多种互动形态和内外互动路径,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嵌入、情感嵌入和规范嵌入,进而实现整体性党建的治理绩效。     

公共治理的价值预设探析

公共治理来到中国,我们必须注意其背后隐藏的价值预设。公共治理重申了消极自由,反对福利国家的"大政府"模式;彰显了公共性,吸纳公民社会组织维护公共利益;诉求于多元,形塑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确认了有限理性,树立有限政府理念。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论管理的社会化及合作治理——对管理外包现象的理论分析

20世纪后期以来,"外包"成为了组织管理的一种常见手段,并构成了今天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中最显著的特征。外包改变了管理的性质,将管理从一种组织活动变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活动。管理的社会化开辟了解决管理问题的多元途径,但也造成了"权责一致"这一传统组织原则的失效,使管理变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管理。社会化的管理活动呼唤合作治理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要求颠覆管理理论对"核心能力"与"非核心能力"、"掌舵"与"划桨"的传统划分,而在管理过程充分开放的基础上建立管理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在社会化条件下,唯有合作治理才能成为负责任的管理模式。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社会化: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治理社会化这一新要求,及时回应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再到社会化的提出,是我国社会治理思想和实践不断创新的结果。社会治理社会化,体现了更加重视社会治理的社会参与质量和水平,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和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