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理性官僚与公共行政

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一直是备受关切的重大课题。官僚体系一直被看作是"披着狼皮的羊",是民主治理的敌人而非朋友。因而,如何协调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紧张关系,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核心难题。文章认为,现代社会对民主与科学的双重价值诉求,影响了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民主宪政传统使得公共行政沦为宪政价值与民主价值的侍女,而理性官僚制常常导致现代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之间的多重紧张与冲突。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要满足现代行政国家乃至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片面强调效率与经济的管理主义思维模式,彰显公共行政所赖以立足的规范价值与思想观念。     

交往理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近、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精英民主论,”为当代“大众参与民主论”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话语和方法论基础。以交往理性建构的程序主义商谈民主观,其核心在于强调只有公民的有效参与,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这种政治哲学思维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借鉴意义。     

民主体制下的理性怀疑与政治信任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与有效治理,既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也要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信任"悖论"。在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中,理性怀疑有着明确的限度,即对政治角色、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的怀疑,特别是对政治角色的警惕与戒备。人性不确定性与权力工具性,构成了政治信任结构中理性怀疑的逻辑基础。民主体制运行中理性怀疑的有效展开,既需要将这种公共精神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原则与政制形式,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理性怀疑的制度化,也需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提升民众理性怀疑能力,通过公共教育培育其理性怀疑品性。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论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

本文从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理性动力、理性运思与理论形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首先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视域中从客观理性、上帝神性、演进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其次指出：理性．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而启引着政治价值的创生，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价值现状，推动着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再次，从理论理性的逻辑推演、价值理性的前提先设、工具理性的设计建构等方面分析了理性对政治价值体系的思维运演。最后．指出了政治价值的最高理性形态是政治哲学理论．无论是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是理性主义的。     

西方民主立论基础的缺陷性分析——从普遍理性和需求一致谈起

西方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历经数千年历史，依据后行为主义的分析框架对其研究发现，西方民主理论在价值探究和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并不非常吻合，实践中的民主偏离了其价值。这源于西方民主立论基础之普遍理性和需求一致的缺陷性。这种民主观认为所有民主主体都是理性的，而实际这种普遍理性只是个人理性的简单的加减乘除，无法代表“公意”。另外，这种民主观认为所有民主主体需求一致，现实反应却不是这样，公民的需求并不完全只限于追求民主，而更多关注的是民主能否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     

理性理论逻辑视域下的协商民主:可能与必要

1980年以来,协商民主论题不但是西方理论学界的研究热潮,而且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如公民陪审团、工厂民主与市镇会议等)乃至国际政治过程中(如欧盟)也有着比较广泛的实践。进入21世纪,我国学政两界也开始关注协商民主论题。协商民主之所以显现出如此的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和理性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从理性理论的逻辑来看,协商民主在现代民主社会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理性共识观论辩——以墨菲对罗尔斯、哈贝马斯理性共识观的批判为视角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倡导多元社会应当追求理性共识,墨菲对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共识"政治观、理性共识的基础、共识所服务的目的等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的合理之处在于,正确地指出了理性共识可能存在隐形压制,由民主制度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普世一统性,当代民主需包容多元与差异。但是墨菲的批判也有其局限性与偏颇之处,体现为:没有认识到共识政治观的合理性,也没有对理性的不同方面作出界分。从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政治哲学领域有关理性共识观的论辩,并进一步思考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理性共识本身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交往理性理论与法律论证

关于理性的论述,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韦伯,都有精彩的阐释,在当代,更有哈贝马斯的创新与突破。“合理性“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哈贝马斯对于这一现象进行了深人的哲学反思,并做出了理论回应。由于理性是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和改造上。现代法律只有建立在主体互动的交往理性的基础上才具有正当性,或者具体说,法律的正当性来自民主的立法程序,民主的立法的社会基础是交往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发扬。而法律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则不容含糊。法律的正当性不仅事关国家的立法、行政,也事关具体的司法实践？由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我们还能看到诉讼纠纷的解决思路。     

美国宪政制度：理性建构结果还是意外收获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美国宪法所宣示的崇高理念及其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民主政治和人权保障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总会令人对人类通过自身理性来建构政治制度的能力感到欣慰，然而美国宪法的成就并不能作为证实人类理性建构能力的有效明证，它似乎只是单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而后产生的无心之果。     

反思理性: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

在考察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过程中,本文理出了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反思理性"的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轨迹,并主张以反思理性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同时,本文对公共治理的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形态和开放性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治理的反思理性。     

调适公共行政过程中理性冲突的协商民主思维方式——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例

当前我国正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冲突形势,处于转型期的政府为了维稳就必须制定应对方案。面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均衡社会政治稳定、发展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关系,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自然经常面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而协商民主这一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将原本局限于选举环节的民主拓展到公共行政和决策领域,有利于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既能充分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又保障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的实现。     

民主失灵的逻辑: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

民主作为一种基于民意的资源配置模式,同市场一样,存在着失灵的风险与可能,即民主制度往往选择不良政策。在成因上,民主失灵主要源于对民意的遵从,对此的相关解释经历了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前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对选举结果无足轻重,而收集信息又成本巨大,因此不愿了解真相,而处于对政策无知的状态;后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一些感觉良好的错误情感和理念能够带来比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更多的心理收益,因此驱除真相、拥抱错误,从而处于非理性的状态。在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失灵的逻辑坚持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解释模式上的经验化路径、现实意义上的反思民主制度的理路,这不仅有助于民主失灵方法论的发展,更有助于民主实践的发展。     

理性与民主——现代法理的灵魂

随着后现代法学的兴起，现代法学所建构的理性与民主的法律体系渐渐被瓦解。文中从历史的角度阐述现代法理所秉乘的理性和民主，从而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进行反思。     

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的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的结合研究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中,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但由于在协商民主的认识上存在不足以及受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影响,两者在具体实践中仅是貌合神离的"贴合"。因此,需要从作为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视角来认识协商民主,将协商民主回归生活,创造一种开放性的、积极主动并理性参与的、相互合作并彼此负责任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协商民主与作为一个重要生活内容的社会治理的耦合。针对现实中社会治理在认知、态度和意识上存在的问题,需要发挥协商民主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的实在价值,通过提倡理性表达,增进社会治理的有序性;通过引导自我反思,增加社会治理的包容性;通过推进参与合作,增强社会治理的公共性。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评述

国外学者从反思选举民主以改进决策、政治参与、治理形式等视角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习惯于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民主理论,并没有肯定中国民主政治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国内研究从探讨协商民主之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意义"、"价值"转向论证协商民主的"真实存在",并建构本土化的协商民主概念,同时,关注人民政协实践问题,总结经验规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注入了新内涵。后续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的深层次拓展应着重思考人民政协的治理特性。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协商决策:关于决策与理性逻辑关系的思考

政治决策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治理过程的核心机制。政治决策需要协商。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多元的,既包括个体理性也包括公共理性。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弥补有限理性、整合多元理性、驯化个体理性、达成公共理性都需要加强协商。这应该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反复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发展的初衷之一。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

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阐述首先出现在他的巨著《政治自由主义》当中。这本书展现了罗尔斯对政治分歧和自由民主制度所面临风险的深度关切,特别是宗教和全整学说的社会影响。在部分西方国家里,比如美国,宗教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社会和政治作用。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概念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仰的持有者(无论是对宗教还是对世俗的全整学说)当其信仰在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不能繁荣,甚至是走向衰落的时候,他们赞成民主政治制度如何可能?罗尔斯试图以自由主义价值为主导建立一个合理的多元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美国的社会现实看,罗尔斯的构想是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就如何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各种学说,文化和谐并存的社会理想而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论公共行政伦理责任的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公共行政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演进,这种演进为理解公共行政伦理责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在理性建构情境下,公共行政伦理更强调对官僚组织忠诚、对制度负责、对上级负责的客观伦理责任,忽视人们的人性需求与价值选择。然而,在动荡的、复杂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理性建构的伦理责任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预示着一场伦理责任的建构革命,社会建构的伦理责任由此产生。该建构重构了主观伦理责任,认为自我的省察、批判性反思、创造伦理对话、参与社会互动、有自治意识、致力于思考、分享信息等都是公共行政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