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问题研究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罪刑法定视野下,立法主体、司法主体均可以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对刑法作出必要的解释,以达到刑法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混乱,最高法和最高检都有司法解释的权力,两者存在相互冲突。因此,首先要明确最高法拥有解释权,然后逐步限制、取消最高检解释权的同时,充分发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发展改革趋势。同时,有必要发展法官解释体制,构建刑法判例制度,从而完善最高法院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     

反思静态刑法解释观

静态刑法解释观的特点是理念保守、固守文义、过度追求立法原意，由此导致刑法解释方法的不当选择与刑法解释限度的狭隘把握，也使得刑法未能适时回应当下社会的流变，损伤了应有的规范机能。静态刑法解释观存在无法适应从传统到现代之变迁的局限，消解不了网络时代犯罪新样态的视域盲区，在追诉时效、刑民交错、公共卫生、刑法体系反思等细域也渐渐步入绝境，以致刑法面临功能限缩的尴尬处境。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化坚持不应扼杀刑法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过度消极过度稳定实质是过度保守，既不能有效形塑新的行为规则，也矮化了刑法在社会调控架构体系中的本来角色。社会宏观格局的变迁全面波及犯罪的微观样式呈现，以进化论视角而不是静止视角审视犯罪，调整、改变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建构起来的理论叙事话语已无可争辩，动态刑法解释观是最终的逻辑归结与价值选择。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体现

1997年我国新刑法第三条将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为我国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保障人权平等和司法公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漏洞。这种情况下刑法解释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在刑法解释中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做到刑法的确定性与适应性的真正统一。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有力保障着法的实现。它要求刑法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法律规制对象的复杂、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的不断变化使法律都有解释的必要性。冲突与矛盾存于二者之间。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属性,刑法解释的目标入手,提出了完善刑法解释的一些建议。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相关问题研究

互联网时代我国刑法客观解释更能适应发展需求,但客观解释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存在解释扩张化的趋势,不断挑战罪刑法定原则。对客观解释的限制应当内外结合,将文义限制和体系限制作为基本前提,注重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重申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充分发挥市场、网络技术规范等因素的规制作用,同时刑法解释应与国家网络治理大环境相契合,针对不同情形采取灵活的解释限度,在有效规制网络犯罪、保持刑法谦抑性和对罪刑法定的坚守之间找到平衡。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我国刑法适用性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是一切刑法解释理论规则的根本出发点,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下,刑法的适用性可以概括为:法律已经做出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必须严格依法论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则不能将其论罪,不能对其实施处罚,并且运用刑法时要做到"必用时则用,当止时则止"。对此,本文主要分析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我国刑法适用性,旨在为有关工作提供借鉴。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行为方式的学理审视与司法适用

为增强与新《证券法》之间的协调性，《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进行了联动修改。其中，本罪三项新型操纵市场行为的增设是对其行为方式的明确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正前本罪行为方式的规定违背了明确性原则，仍有必要对明确性原则的具体内涵、判断标准与实现路径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澄清。此外，在体认立法上的犯罪化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的语境下，犯罪化的概念应当重新界定。本罪增设三项行为方式虽系刑法修正，但并非立法上的犯罪化。在刑法修正与刑法解释的关系问题上，刑法解释的终点，即为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但是，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不一定是刑法解释的终点。在刑法解释所能辐射的范围内，除非基于价值上的重大考量，否则刑事立法无需加以修正，给予刑法解释足够的空间。本罪中兜底条款的规定为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刑法规制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供给，同时也是本罪适用的难点所在。主流观点关于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存在概念混同、标准混乱、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难以兼顾等诸多缺陷。应重构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提倡兜底条款相对从属性说。     

试析刑法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性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我国法律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在进行刑法适用性解释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相关的理论进行解释,但是在实际的案件中非常复杂,现有的法律在判断是非中非常困难,本文分析刑法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性。     

禁止类推解释之质疑——以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为视角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并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不冲突。综合法的滞后性,其有适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适用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并需在程序上予以限制。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推动我国法治进步的一大途径。     

厘清刑法当然解释的适用界限

未经解释的法律不得适用于具体的个案中,只有经过解释的法律才能够被适用,为了解决法律滞后性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犯罪现象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对其加以解释,从而稳定该现象。本文将会对刑法解释中的当然解释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