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及其治理对策

近些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的趋势,这给经济建设、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都造成了消极影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和公民素质及政治心理等主观因素双向作用的产物。治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需要以“民本”发展观为指导,解决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直接诱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经济问题,疏通、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进行“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基本素养。     

公民权利视角下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样本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根据政治参与是否符合法律或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可将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种类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大量出现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中的突出问题。本文试图以厦门PX事件作为样本,以公民权利的视角来分析非制度化参与中的各种问题,以公民权利为基石,寻求解决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有效路径。     

当代大学生消极政治参与研究——基于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动力。然而,消极政治参与在当代大学生中越来越普遍,造成大学生消极政治参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的掣肘、学生民意表达不畅、参与机制的缺陷以及当今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等等。以人大代表选举为实证,从当代大学生消极政治参与现状出发,分析高校学生消极政治参与的成因,提出祛除高校学生制度化政治参与障碍的对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微

社会转型期,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日渐增强,政治参与活动不断增多。但是,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往往诉诸失范、无序甚至违法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的政治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因,探讨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基本路径,以提高其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     

村民政治参与及其对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分析

有研究表明,村民的政治参与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我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基层政治信任有正向的影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却是负向的。逻辑斯蒂回归则进一步显示,少数民族村民、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收入较高的村民对基层政治组织高信任的发生比更高,这些结论对提升村民基层政治信任水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作为一种手段性参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形式多样化、过程无序化、趋势扩大化的特点，其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社会利益分化。另外，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行为不规范、熟人社会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及农民自身素质不高也是引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消除熟人社会的不利影响，培育新型农民以使农民政治参与走上制度化道路。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重要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正式将"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发展"的要求。联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及对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对中国改革全局的重要影响,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了重要路径选择方向。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实践与探索研究

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实践与探索经历了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体制的初步创立与实践、畸形发展、复归与顺利发展等三个历史阶段。这对于准确认识农民政治参与及其制度化的特点以及规律,进一步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科学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倾向比较突出。要不断提高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水平,加快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进程,就要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就要完善制度化政治参与机制,疏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就要积极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倡导公民文化。     

制度化权力监督与政治体制改革

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已成为紧迫问题,但面临的阻力不言而喻。利用已有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资源从建构权力监督体制入手,通过规范权力运行打开政治体制改革序幕也许是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当前的权力监督体制存在严重缺陷,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监督效能。应当从监督对象、监督标准、监督途径、监督资源、监督方式、监督目的、监督实现前提和路径诸方面思考权力监督问题,以建构制度化的权力监督体制为契机,启动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