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体系探微

对未成年犯实行社区矫正是使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工作向国际化、人性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是由若干功能板块组成的动态系统。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公众认同视阈下我国社区矫正问题反思

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贯穿于社区矫正运作的每一个环节,是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的前提。按主体身份的不同可以将社会公众认同分为两个层面:广义上的社区矫正公众认同是社会民众或国民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抽象认同;狭义上的社区矫正公众认同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对这项制度的认同。制约不同层面的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的认同的因素既有共性,更有差异。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不足,使其背离了社区矫正制度设计的初衷。应对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不足可以从思维层面的转变、社区建设的推进、顶层设计的修正三个方面寻求对策与出路。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途径

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力量主要由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存在积极性不强、参与途径不明确、专业素养不能满足矫正需求等问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要做好宣传,完善参与机制,在全社会形成支持系统,才能更好地促进社区矫正的发展。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社区矫正是人类刑罚观念革新的产物,具有法学和社会学层面上的双重涵义。在法学层面,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肩负着刑罚所蕴含的惩戒功能与教育功能;在社会学层面,社区矫正既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恢复机制,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承载着引导社会成员、修复社会关系的功能效用。我国社区矫正起步较晚,矫正队伍单一化倾向严重,民众支持度较低,影响和制约了工作的开展。因此,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特别是多渠道地组织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政党协商有效嵌入公共决策的三维分析

政党协商能否有效嵌入公共决策同时受宏观层面的价值认同、中观层面的制度约束和微观层面的协商主体等因素的制约。调研得知,当前政党协商纳入公共决策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宏观价值之维,存在弱化、西化或异化政党协商价值等问题。在中观制度之维,存在制度位阶不高和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在微观主体之维,存在协商主体平等性、协商意见聚合性和协商主体主动性不足等问题。我们认为,政党协商有效嵌入公共决策,在宏观层面,需要培育政党协商价值认同;在中观层面,需要建立政党协商议题设置制度,完善协商成果转化制度以及优化政党协商机制;在微观层面,需要增进政党协商主体政治互信,增强协商意见聚合能力,培养旗帜型和复合型协商人才。     

和谐社会城市社区新型组织传播模式的构建

城市社区是城市组织结构的基础性单元，它的发展是中国城市发展和变迁的一个缩影，整合现有社会资源，构建新型组织传播模式迫在眉睫。应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传播主体，以社区经济、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为基础，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构建职责明确、协作互助的社区微观、中观和宏观组织传播网络，这种新型组织传播模式必能为共同建设和谐社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政府公共投资效率分析

政府公共投资作为政府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行为,其效率体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次的公共投资效率体现为公共投资规模要有利于资源宏观配置效率的实现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中观层次的公共投资效率体现为公共投资结构要与社会成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结构相适应;微观层次的公共投资效率体现为公共投资过程资金使用效益要高。公共投资效率的实现也应从这三个层次入手采取相应对策。     

“蚁族”群体实现向上流动的困境与出路

“蚁族”群体向上流动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减弱、社会阶层良性流动机制的缺失和“蚁族”主观抉择的盲目性三方面因素造成.化解“蚁族”向上流动的困境依赖宏观层面健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制度保障,中观层面丰富“蚁族”向上流动的社会资源,微观层面增强“蚁族”个人向上流动的能力.     

甘肃省社区矫正工作调查研究

甘肃省自2010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初步建立了社区矫正的组织体系,在社区矫正工作制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制约了我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为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我省仍需在完善具体矫正措施、建立专业工作队伍以及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社区矫正工作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以河北省D市A区为例

社区矫正工作机制是社区矫正工作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根据对河北省D市A区所做调查发现,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低、发挥效果不明显;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协调联动不畅;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矫正措施单一,缺乏心理矫治。应该对社会力量参与机制、部门联动机制、经费保障机制加以完善和发展。     

社会治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民生与社会秩序,社会治理绩效则是这种目标的实现状况,这可以从宏观基础秩序、中观群体关系和微观个人福祉三个层面来衡量;影响社会治理绩效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自上而下的党政主导、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和法治保障;2015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党政主导的影响尤为显著,而社会参与的影响则相对弱些.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模式选择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本质意义在于彰显强化社会安全控制、分担社会责任、发挥社区功能和规范社区矫正制度设计的内在价值。依照不同的标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模式有不同的类型。我国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模式与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文化特征相匹配,主要有职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职能参与型、志愿参与型和互利合作型五种模式。     

论社区矫正中的民间组织参与

社区矫正的特征不应仅仅体现在矫正活动在开放的社区中进行,更体现在社会力量对罪犯矫正活动的广泛参与上。作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社区矫正对象在某种情况下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构建一个有利于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网络势在必行。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不仅有利于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而且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公民参与反恐的领域、困境与进路

因应恐怖主义的新特点,公民参与反恐是中国新治理观下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具体体现。公民参与反恐强调的是公民以个体身份参与,是韦伯所指的社会行动。公民主要在收集信息、社会面巡防、宣传教育、恢复重建、社区矫正与帮教等方面实现参与义务,是对国家专门反恐力量的协助。公民因参与意愿、能力不足限制了参与的供给,公民参与的自组织逻辑与专门力量的科层制逻辑存在矛盾,支持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尚未形成,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公民在参与实践中遭遇困境。因而,需要以有效的动员机制提升公民的参与意愿,增加国家制度供给支持公民参与反恐,并积极促进国家专门力量同参与反恐的公民力量达成协作关系。     

论社区矫正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

社区矫正工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围绕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重要进展。新形势下,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就要努力建立和完善党委政府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有关部门分工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创业教育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创业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问题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探讨。在微观的教学与学校层面,要构建创业教育教学研究平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平台、创业教育教学资源保障平台、创业教育教学督导与评估平台,以形成创业教育教学服务体系;在中观的商业与社会层面,要构建创业实践项目和信息提供平台、创业实践资金筹集和资助平台、创业实践技术支持和拓展平台,以形成创业实践支持服务体系;在宏观与政府层面,要构建创业教育推进的公共支持平台、创业活动扶持的公共政策平台、创业文化营造的公共参与平台,以形成创业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社区矫正中社会力量的培育——对新加坡经验的借鉴与思考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正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新加坡是社会力量参与罪犯矫正的成功典范，其宣传活动、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家庭感化与企业吸纳等社会力量的培育方式值得我国借鉴。     

并非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概念辨析

清晰界定社会矛盾概念十分重要。并非社会上所有的矛盾现象都是"社会矛盾"。人们对社会矛盾的理解有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之分。只有中观层面的社会矛盾概念,才具有恰当有效的解释力。只有中观层面的社会矛盾,才是社会矛盾理论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种矛盾现象中,只有同时符合了三个条件——源自社会阶层结构层面上的问题、存在着在利益或其他重要方面进行互动或交往的相关方、相关方之间的互动行为表现出一致和不一致的双重性的矛盾,才是中观层面上的社会矛盾。另外,社会矛盾概念与社会冲突、社会运动明显不同。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价值向度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在微观、中观和宏观视阈上体现出了价值面向：从微观上看,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以维护社区公平正义为其价值目标,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其价值底蕴;从中观上看,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其价值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其价值升华;从宏观上看,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其价值主旨。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探索: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矫正制度遇到了一系列瓶颈性问题,如不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会影响社区矫正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而且,新的形势对社区矫正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探索、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模式,有助于解决目前影响社区矫正的问题。本文选取位列社区矫正工作最先试点区域之一、兼有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新型城镇和老旧城镇特点的北京市大兴区,作为探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之本土化路径的一个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