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法制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研究新加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丰收之时,越来越关注其完备的法律和严厉的刑罚。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只有30年的历史,可谓小巧,但从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上来说,它却是大而全,既有同国际法接轨的法律,又有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法规。那么,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法制表现在何处呢?为什么新加坡在“以法治国”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     

略论新加坡鞭刑制度的法律基础

新加坡鞭刑继承自殖民地时期刑罚,受穆斯林习惯法影响,符合法的继承规律,没有违反本国宪法规定。目前尚无反酷刑公约或条约能约束新加坡鞭刑,而且其也不与现行反酷刑公约或条约、国际习惯法、法的一般原则相冲突。新加坡鞭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酷刑,宽容死刑的态度使这一指责更显苍白。另外,普通刑罚在新加坡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主刑失效、犯罪形势严峻等因素将新加坡刑罚推向目的刑主义。     

A Comment on Legal Basis of Singapore's Caning

新加坡鞭刑继承自殖民地时期刑罚,受穆斯林习惯法影响,符合法的继承规律,没有违反本国宪法规定.目前尚无反酷刑公约或条约能约束新加坡鞭刑,而且其也不与现行反酷刑公约或条约、国际习惯法、法的一般原则相冲突.新加坡鞭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酷刑,宽容死刑的态度使这一指责更显苍白.另外,普通刑罚在新加坡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主刑失效、犯罪形势严峻等因素将新加坡刑罚推向目的刑主义.     

隐性双轨制：刑法中保安处分的教义学阐释

我国现行法律中虽无保安处分的概念,但在刑法中已实质性地存在保安处分,其与刑罚共同构成刑法所规定的法律后果,由此形成“隐性双轨制”的格局。对保安处分规范的识别,首先应从与罪责的关系上、目的与功能的差异上明晰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基本界分,进而从法律特征上区分刑罚规范与保安处分规范,最终将现行刑法中的保安处分措施“挖掘”出来。澄清现行刑法中保安处分措施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有利于确保这类措施的正当适用,同时也有利于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免受不当干涉。     

刑罚的“透支”和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补救

强制措施依附办案期限的模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刑罚的“预支”现象,并导致刑罚“透支”的后果,制约着法官的裁判,对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建立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补救程序,可以防止和消除由于刑罚“透支”所带来的不良法律后果。     

罪刑法定主义比较研究

<正> 一、罪刑法定主义的意义 所谓罪刑法定主义,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对这一原则的表述,外国学者也不尽相同。日本学者金泽文雄说:“所谓罪刑法定主义是没有以成文的法律预告在犯罪之前的规定,就没有犯罪也没有刑罚的原则”。中山研一教授说:“所谓罪刑法定主义是为了处罚某种行为,在该行为实行以前,用法律将它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当科处的刑罚的种类与程度也必须用法律加以规定的原则。”根据上述定义,罪刑法定主义具有如下特点:1.犯罪与刑罚必须由成文的法律加以规定;2.必须在犯罪以前预先加以规定;3.没有法律规定就没有犯罪;4.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刑罚,即不论对社会有多大危险的行为,如果法律没有预先将它作为犯罪规定时,不得处以刑罚;即使根据法律作为犯罪处罚时,也不得用法律预先规定的刑罚以外的刑罚处罚。     

刑罚个别化问题再研究

刑罚个别化是一种与保安处分相区别,以刑罚一般化为前提,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的刑罚理念,其理论根基在于“报应与刑罚个别化相统一”的刑罚目的说,我国法律应在统一说的基础上对其实事求是的进行评价。     

应当灵活运用逮捕条件之一——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刑诉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是司法机关在具备前一个条件下,在是否批捕或决定逮捕之间作出选择的法律尺度,以“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作为是否逮捕的法律尺度,便于掌握     

论现代刑法的价值取向

一国刑法的价值取向如何,标志着该国的司法水平与进步程度,现代各国刑法的立法趋势大多都向注重人权保障发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文表述,可以说是这种趋势的明显表现。如德国刑法第1条规定“:行为之处罚,以其可罚性于行为前明定于法律者为限。”第2条规定“:刑罚及其伴随后果,依行为时有效之法律决定。”美国刑法虽“无罪刑法定”的提法“,然其法律‘中正当程序’条款‘、平等保护’条款等,均体现了该原则。”①早在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第4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违警罪、轻罪或者重罪,不得被处以犯罪前之法律未规定之刑罚。”现行法国刑法仍保…     

论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

刑罚执行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具有专门性、规范性、非管理性和内容特定性等特点，其具有法律上和理论上的依据。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价值在于保证刑罚执行的合法性，从而实现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目的。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手段比较单一，但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新加坡法下仲裁协议的效力研究

仲裁协议的效力由其所适用的法律决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在认定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时所采取的标准亦有所区别.从新加坡有关仲裁协议的成文法规范出发,结合新加坡法院就仲裁协议法律效力争议所作的判例,在研究新加坡法院对“病理性仲裁协议”效力认定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后,认为新加坡法律具有“亲仲裁”特性.这是新加坡在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海事仲裁领域取得令人瞩目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政法委出拳遏制高墙内外腐败

对三类罪犯必须从严把握法律规定的“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重大立功表现”的标准“虽然患有疾病，但不积极配合刑罚执行机关安排的治疗的，或者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一律不得保外就医”     

刑罚效力的犯罪学分析

中国素有“治乱世用重典”法制传统。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根本的经济利益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都将法律作为一种有效统治工具,尤其是刑事法律更为统治者青睐。刑罚以其强有力的威慑性,执行刑罚残酷性,在统治内部的权力斗争,在镇压被统治阶级暴动起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现代的法治实践中“重刑主义”思想,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仍然根深蒂固。一直以来,我们将刑罚视为犯罪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刑罚制裁、威慑犯罪的效果比我们预期的要差得多。     

刑法的正确解读方式:在总则指导下理解分则

在罪刑法定原则获得普遍认可的时代,犯什么罪和判什么刑都应当根据法律确定。因此,读懂法律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自1810年《法国刑法典》颁布以来,现代刑法就开始采用“总则”和“分则”的划分方法,对犯罪和刑罚问题加以规定。总则,是对刑法的基础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的系统性说明,也是对整部刑法的基本概念、任务、原则、制度所做的规定;分则,是对具体犯罪和刑罚所做的系统说明或者法律规定。总则和分则的区分,是刑法科学和立法技术的进步,但也对正确理解法律提出了较高要求。     

前科浅谈

“前科”这一法律概念,在司法实践尤其是在司法文书的写作中,经常使用。但就笔者所见,有使用得正确的,也有使用得不当的。本文试就如何理解和使用“前科”这一法律概念,谈点个人的浅见。 所谓前科,《法学词典》的解释是:曾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执行完毕的人又犯新罪,其前罪的判刑且已执行的事实。根据这一解释,成立“前科”的条件是:一、前罪必须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前罪如果是被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的,则不成立为“前科”,免刑的亦如此。就是前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但宣告缓刑,也不成立为“前科”。因为缓刑是对原判刑罚的有条件的不执行。刑法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     

亲历新加坡鞭刑

多年以前,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一个美国青年因违反新加坡法律而受鞭刑的消息,当时的美国总统曾亲自出面为他求情,但新加坡方面并未同意。于是,那个美国青年只好乖乖挨了几鞭,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没料到几年后,我也品尝了一次新加坡鞭刑的滋味。     

我国缓刑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秉持刑罚轻缓化、个别化之现代法治理念的缓刑制度被认为是“当代刑罚制度的宠儿”①。目前缓刑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刑罚制度。在我国,缓刑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中记载:“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②”1910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中始有现代缓刑制度的规定。我国目前的缓刑制度见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这两部法律对缓刑的适用条件、缓刑的考察机关、缓刑的撤销等内容作了规定,建构了我国缓刑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在我国,缓刑是指在具备一定的法定条件时,对被判处一定刑罚…     

“严打”刑事政策与刑罚裁量

刑事政策是国家根据犯罪发展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运用刑罚和相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的总和。刑罚裁量是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刑以及判处何种刑罚的一种刑事司法活动。自1983年8月开始,“严打”已成为我国整治社会治安秩序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之一。在“严打”整治斗争中,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刑罚裁量的关系,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严打”刑事政策对刑罚裁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法律一般原理告诉我们,法…     

刑罚执行监督职能的完善与合理强化

刑罚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的活动。作为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它对刑事裁判能够得到完整、科学、规范的执行起到终结性、实现性的保障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如何实行监督，缺乏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制约了人民检察院对这项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本文就刑罚执行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刑罚执行监督职能的完善，谈一些粗浅认识。     

中美白领犯罪之腐败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自“白领犯罪”这一术语被创设以来,相关研究在美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将作为白领犯罪类型之一的腐败犯罪的刑罚做了调整后,一度成为争议的热点.比较中关两国的刑罚可见,两国均是保留死刑和适用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国家,但在刑罚具体适用上则不尽相同.本文通过中关惩治腐败犯罪的基本刑罚设置、具体罪名刑罚适用、相似罪名异同剖析与比较,提出我国对腐败犯罪刑罚适用中应避免出现“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应大幅度提高行贿罪的量刑标准,同时慎用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毕竟腐败犯罪的本质是非暴力性的经济性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