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民事调解制度的群众化

主张人民的事情由人民自己做主的决策理念,使得陕甘宁边区民事纠纷的解决主体群众化。主张以诉讼外方式为主以减少诉讼的纠纷解决理念,使得陕甘宁边区民事调解运作方式逐步民间化。陕甘宁边区民事调解群众化的过程,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建立过程。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民事调解的比较研究——国家权力下沉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动员

民国时期是我国民事调解成文化、制度化的重要阶段。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新型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对民事调解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民事调解存在诸多差异。由两者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洞见陕甘宁边区通过调解采取的种种抗战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事调解的比较研究对我们思考近代中国法治变革、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民事检察监督视角下的强势诉讼调解

社会和谐政治形势的加温,使民事诉讼调解得到了强势反弹.诉讼调解的强势凸显了诉讼调解民事检察监督的弱势,由于相关立法的模糊、检法两家认识的差异,一直以来,对民事诉讼调解进行检察监督的讨论多于实践,分歧多于合作.以民事检察监督的视角,审视强势诉讼调解产生的问题点,有助于思考新时期诉讼调解民事检察监督的理性构建.     

博弈心理下的附带民事调解工作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赔偿诉讼的结合,是我国司法审判体制中一种独特的诉讼制度,具有平复社会矛盾、体现刑罚谦抑、保护被害人权益等多重司法价值。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相衔接融合的特点决定了其调解工作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本文从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特点入手,以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心理活动为切入点,引入博弈论的相关理念,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实证考察,对基层法院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思考。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及制度完善

随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快速发展,引入调解参与其中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如何规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调解适用,促进这一机制更加规范有效发挥特有价值,这一问题亟待研究.虽然我国立法层面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相关规定略显模糊,一定程度影响了这一制度的实践可操作性.调解制度的灵活、高效、低成本优势使其适用具有合理性,在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兼顾公益保护平衡,司法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效果.调解制度存在的局限性,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寻完善调解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启动、公告、审查等程序安排,引导民众有序参与,力争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双赢.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法律性质及其完善

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存在于民事诉讼过程中,但属于非讼程序。私权自治、审判效益和司法文明的要求,促使民事诉讼契约化。民事调解协议本质上是一种诉讼契约,法院承担公证的角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事调解程序:单独设置调解机构和调解主持法官;合理设置调解员选任程序、回避程序和参加庭审程序;采用签字生效制度;合理界定达成调解协议的标准。     

浅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采用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势在必行。就我国而言,诉讼模式采用当事人主义兼采职权主义更适合我国国情。新的民事诉讼法在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及证明责任、当事人的处分权、二审审查范围、调解自愿原则及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执行的发生和庭审方式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新的诉讼模式。新的诉讼模式有利于发挥庭审的功能,规范诉讼活动,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审判质量;有利于树立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性。     

略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改革

在实践中,法院调解曾经在消弭纷争、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调审合一、以调为主的运作方式逐渐暴露出强迫调解、久调不决等诸多弊端.解决这些弊端关键是完成诉讼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建立非诉化民事调解,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和实体上权益的处分.     

试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有效方法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主要采用提起民事诉讼、支持民事诉讼或者利用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或调解的非讼方式。具体采用何种方法要看具体情形而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一般要经过立案、调查取证及起诉等阶段。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对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公益诉讼还没有具体的规定，亟待从立法上加以规定。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思考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世界不少国家的成功范例，也符合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但未明确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这给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境。因此，立法要尽快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权，细化检察机关行使民事公益诉讼权的运行程序和相关制度。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文章在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比较,得出我国现行的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来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均存在一定模糊性。应从挽回损失、补偿受害人的角度实行民刑分立,同时启动程序分别进行审判,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和有关制度与宪法构建的国家体制、诉讼机制和审判职能不能和谐相融,且显见瑕疵,为此,必须进行开放式民事诉讼立法,其内容要紧扣公正公平原则,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构建以权利限制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平衡机制。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存在原告界定范围过窄,诉讼费用担保不明确,管辖及举证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应明确原告的诉讼资格,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以及对诉讼中止和解、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     

民事责任制度之没落－论急迫中的公益诉讼制度

以民事责任为中介的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已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尽快建立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从而真正发挥“私人检察官”的作用。     

民事检察制度运行中需厘清的几种关系

民事检察制度是检察制度的一部分,具有诉讼监督的本质特性。因此,民事检察制度与民事诉讼相关原则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存有一定的矛盾。两者可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共同目标下得以协调。     

由证明标准析附带民诉制度

附带民诉以刑诉为制度设计出发点,其首要目标在于完成查明、制控与惩罚犯罪的刑事政策目的,保护被害人私权只是其第二位的目标。由于民、刑诉在证明标准上的差异,理论上存在只顾及刑诉,而不保障其附带之民诉的正义实现这一情形,此时对附带之民诉的裁判更难实现诉讼正义。应在立法上摈弃客观真实,采纳民、刑诉二元化的证明标准,同时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才能保障附带之民诉部分的正义。     

关于修改和完善支持起诉原则的几点思考

支持起诉不应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只能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应明确界定支持起诉的现有主体的资格,应将公民个人纳入支持起诉者的范围,对支持起诉者的诉讼地位应细化;适用支持起诉制度应有案件范围的限制。     

论对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追缴

在我国现行的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程序的不公开,对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和程序救济权的剥夺,使得我国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缺失了基本的诉讼特征,而更具有行政性治罪活动的性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主张在基本的诉讼格局中,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这种民事追缴程序的诉讼流程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民事公诉制度之理论依据

民事公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于特定范围内的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利益及有关公民重要民事权利的民事案件,在无人诉或当事人不敢诉、不能诉、殆于诉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者民事责任的诉讼制度。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行为,由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诉讼,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是检察机关行使其监督权的有力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