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思考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基于全面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所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充分贯彻。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核心要义是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好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市民农民三对基本关系;本质要求是实现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随着"十四五"新时期的到来,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迈进的历史节点,应该努力将系统思维方法运用到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全过程,强化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目标指向性,提升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过程联动性,增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要素融合性,提高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措施主动性,增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成果聚合性。     

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三农”理论发展与创新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根基。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现代化发展历程为切入点，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提出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工农城乡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方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多元化发展四个层次，系统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领域的理论创新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实践及其内在逻辑。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动态调整过程中，逐步从附属地位提升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运动式集体化改革模式转变为渐进性市场化改革模式，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路径；并在国家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统筹谋划农业农村发展，突破了粮食生产范畴，逐步拓展到追求综合经营服务体系现代化；定位也从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向多元化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全会突出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全会号召“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这一重要方针的确立，对新阶段的农村改革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亿万农民更是一个福音。     

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新起点和新课题

我国的城乡互动、工农互促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的基本特征是,虽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城乡互动、工农互促,不是单纯靠非农化、城镇化来带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是要直接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发展对象.因此,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一个新课题.     

毛泽东城乡统筹思想及当代意义

城乡问题主要包括工农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其实质是城乡的均衡发展问题。毛泽东在考察分析建国之初中国城乡发展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统筹兼顾、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互助等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对解决中国城乡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梳理和总结毛泽东城乡统筹理论，对当前我们处理城乡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胡锦涛对我党“三农”思想的新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在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及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为我党“三农”思想做出了一系列新贡献：“重中之重”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一个新的战略定位；“两个趋向”论——把“两个趋向”论断作为新形势下认识和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指针，这是新“三农”思想的理论基石；“城乡一体”论——把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根本方略；“双轮驱动”论——把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衣村作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统筹城乡发展要大力推进五个互动

树立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要积极实施城乡互动发展战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互补、协调发展。     

中国工业化的体制选择与城乡关系

经济体制转轨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改变,它直接影响资源在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与流动,从而影响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城乡关系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化对邓小平“三农”理论的认识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以及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广阔视角和深邃洞察力的重要理论,主要包括农业战略地位、农民主体地位、科教兴农、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等内容,为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对指导当今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放活发展创业经济 增强城乡发展活力

胶南市坚持创业富民的工作导向,强化政策引导扶持,大力实施全民创业工程,实现了工农、城乡的良性互动,为构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增强了内生力。     

建国后党的城乡政策调整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党的城乡政策有着内在的渊源。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发展状况。如何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我们党选择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走“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道路，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由于党在城乡政策中，忽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逐渐出现城市与乡村对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论城乡统筹发展

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应包括四大要素,即城乡地位的平等,城乡经济的融合,城乡关系的协调,城乡制度的统一。按上述要素深化改革和进行制度创新,我国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就能良性互动,实现协调发展。     

论农业“两个飞跃”的科学思想——兼析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产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是当代农业的根本矛盾，着力克服弱质性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农业生产力独有的特殊性。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是对我国农业发展历史经验、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的科学概括，体现了生产力特点、生产关系形式、市场机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出路要靠科技创新和组织形式的优化，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统筹城乡发展。中国现代农业的模式应是以高科技为支撑、高度集约化和适度规模化相结合的多元生态循环农业。建议运用好“两只手”实施“双补贴、一回收、一专营”的大政策，大幅度增加农民收益，使农业变为一个朝阳产业。     

从“外力拉动”到“双轮驱动”——转型期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调整与制度创新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虽然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城乡二元结构”,却仍然是建立在城市中心主义之上的,它客观上固化了农村的边缘地位。在城市大幅扩张、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城市出现“消化不良”症状的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在继续保持外力拉动的基础上着力激活农村内在动力,消除“村际阻隔”和“产权缺陷”,通过促进农村内部产权自由流转、建立农地农房储备制度等途径,着力构建大农村内部市场和弹性城市化机制,实现统筹城乡“外力拉动”和“内源发展”并行的“双轮驱动”。这种战略调整和制度安排既可以改变农村资源资本化不足带来的发展动力不够的现状,又可以避免农村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     

陕西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通过对陕西居民收入差距的测算,发现城乡间的差距仍是主要的差距且存在扩大的趋势。农业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等是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因而,缩小陕西居民的收入差距应该从政府职能创新、寻找新的农业增长点、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等方面来入手。     

从城乡统筹的视角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铜仁市滑石乡为例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在城乡统筹的条件下来进行。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同时,还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农村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陕西都市农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以西安市为例

都市农业实践遍布世界各地。当前,都市农业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西安市都市农业的实践和SWOT分析表明,都市农业具有显著的公共物品的特征,拥有有效的政府管理是顺利推进都市农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陕西省政府应优化区域布局,强化政策引导;改革投资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强化社会服务;完善配套法规,稳定政策扶持;培训新型农民,提高科技支撑。     

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学习陈云关于正确处理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

全文为三部分：一,国情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性质和建设道路的中国特色。二,如何解决资源和国际交换条件刚性约束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正确处理农业工业关系是关键。陈云是真正认识这一关键问题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三,陈云关于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经济思想在当前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粮食和就业问题上尤为重要。     

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流动人口犯罪现象也已不容小觑。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主要有政策和制度导致的社会地位的差别、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弱势人群的诉求难以表达、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劳资纠纷引发的矛盾等等。通过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对农村服务业的加强来减少城市流动人口,同时加强具有我国特色的农村保障体系,改变既往的人口管理制度来减缓矛盾,改善流动人口诉求表达渠道等对策,会使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得到一定遏制。     

中国人口迁移与留守子女的历史思考

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商人、军人、囚犯、官员等,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能在其流动的过程中产生大规模的留守子女现象,特别是在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去海外以及农村人口进城的过程中,留守子女现象都非常突出。不能把留守子女问题仅仅归因于“三农”问题的副产品,而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