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

厘清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准确界定政党文化内涵的前提。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它的文化必然具有组织文化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党文化也是一种组织文化。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政党文化与一般组织文化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同时,政党文化概念也受到政治文化概念的深刻影响,有人认为政党文化本身就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执政党的组织嵌入：政党权威重塑的社会视角

在政治主体和社会组织主体"双引擎"的推动下,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产有着国家理性化和权利意识张扬这双重价值追求,面临着能动社会的生产和公民社会的生产这双重任务.正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这种快速发展也对政党的社会性、政治性、行为方式和政党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新时期,政党权威重塑必须考虑执政党的组织嵌入及其有效性问题:执政党组织嵌入是政党组织控制和减弱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这种组织嵌入不仅要扩大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覆盖面,还要保证嵌入组织的有效运转,从而在执政党与社会组织间形成一种"共振效应".     

祛魅与揭蔽: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中党的组织建设理论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祛魅组织问题上"机会主义幽灵",并为了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同孟什维克进行了坚持不懈、不可调和的斗争,揭蔽了建设新型革命政党的基本组织原理。政党的本体在组织,列宁组织建设理论对当今新时代"严明党的组织规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内统一"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讲纪律,立规矩"就必须:从宏观大局上要不断形成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政策规矩落实架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中观实践上要不断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推进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从微观个体上要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和政治能力,促使其形成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战略定力。     

以政党文化创新为目标建设学习型政党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每一个政党都有它们自身的阶级背景、利益要求以及政治信仰。这种阶级背景、利益要求和政治信仰的差别．决定了它们各个不同的组织文化。这种政党组织所具有的组织文化．就是一个政党的政党文化。政党是环境塑造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党文化也是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等环境对政党影响的结果。     

资源抑或反讽?——论政党执政绩效与政党认同的关系

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对政党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达。政党执政绩效是政党在治理国家、领导社会、服务公众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实际绩效,其不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还要求经济发展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性价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政党虽然所处环境、政党体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地更加依赖政党执政绩效作为政党认同形成的主要资源。但是,执政绩效作为政党认同的资源基础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只能是政党自身因素的外在补充,如果过分地依赖执政绩效,则会给政党带来新的"执政困局"。     

执政的逻辑：政党现代化与手段性回归

现代政党是作为一种手段发轫于西方国家。随着西方现代国家确立和发展,政党出现从手段向目的演变的趋势,这导致党魁集权专制和政党组织涣散,并产生执政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通过把政党纳入国家制度,还政党手段性组织本原,实现国家与政党现代化之双重目的。文章简单考察了现代中国政党。由于民族国家构建的需要,形成了党国体制,中国政党既是政治手段又是政治目的,并向目的性政治组织演变,这导致"寡头统治铁律"不断上演,从而导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困难和政党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产生执政合法性问题。因而,回归手段性组织本原是政党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必然。这就需要构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回归社会、重建基层组织和实行党内民主改革。     

当代中国政党互动模式研究

政党制度就是一定规则下的政党的排列组合,政党互动的方式。我们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展开。第一,对政党制度中政党间互动模式的解读。不同的政党互动模式,不仅可以区别政党制度之间的类别,而且从互动的制度化水平能够衡量政党制度的文明程度。第二,政党互动模式与社会生态变化的关系。政党互动中的某些缺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加凸现其不适应的一面。我们对此进行研究,是为了使我国政党制度在与西方政治博弈中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     

论网络化时代政党意识形态建设

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积极倡导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政党也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在倡导文化发展的和谐环境中,探讨政党的意识形态对促进政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意识形态是政党产生的理论基础;政党是意识形态的物质与实践载体。世界政党意识形态出现"中间化",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出现"现代化"。作为执政党活动根本的意识形态正受到互联网的全面冲击,因此,在网络化时代应不断加强和改进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建设。     

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抓手与根本保障

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在整个党的建设中的统领与首要地位,是十九大党建精神的鲜明特色,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显著特色。从根本上看,政治性不仅是政党的第一属性,也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但不同政党的阶级基础、政治基础与政治立场不同,对政治建设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对我们党而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本质使然;新时代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严肃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主要抓手,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组织纪律修养与道德修养;必须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保障,既要注重以党的政治建设来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也要坚持系统的党建观,通过打好管党治党"组合拳"来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论自我革命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理论的贡献

实现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的统一,是政党政治时代的一大核心命题。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把党的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之中,把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从而实现"治党"与"以党治国"的统一,实现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政党建设的自觉,彰显了先进政党对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突出作用。自我革命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深化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理论和政党治理思想,不仅为无产阶级政党治理国家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世界人类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案。     

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视角谈学习型政党的创建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我们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与建设学习型政党密切相关。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方向指引、理念更新、内容拓展、载体创新四个方面实现创新,从而大力推进学习型政党的建设。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原则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历史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并明确要求：“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明确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原则,必须按照十八大要求认真做好“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各项工作.     

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的政党共识及思考

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之间除了激烈的竞争外，也存在着共识。共识是西方政党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党共识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政治、社会、文化、政党自身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西方政党的共识政治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多元路径占领思想政治领域制高点

从大社会而言,社会主义社会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物出现的,是从旧的社会脱胎出来的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它既保留了过去许多封建思想意识的残余,又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新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趋势和斗争形势,通过多元途径占领思想政治领域工作的制高点.     

充分发挥党刊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导向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我们党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党刊作为“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最大要素，起着政治文明薪火的传播与实现和谐社会理想的影响作用，应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唱响和谐社会主旋律，充分发挥党刊的导向作用。     

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

从政策视角出发,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包括:制定和执行合理的大众性政策,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司法、强力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政治性政策,包括政治力量吸收、执政党建设、民族、外交、政治危机处理、政治运行监督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即政治教育政策,这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特征有关,也与政治教育的特征有关。     

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政治文化因素初探

政治文化是指政治关系在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支柱,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不仅是我国政治文化嬗变的过程,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构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为世界提供政治文化思想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要以政治文化世俗化为目标,创新发展主流政治文化,客观评估传统政治文化,批判借鉴西方政治文化,大力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有利的政治条件。     

“党的领导”入法原则及其标准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除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党的领导”外,“党的领导”无疑应写入相应的国家法律之中。“党的领导”无需入法论、全面入法论等观点均不能成立。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调整范围上的功能分工,只有政治性较强的国家法律有必要抽象规定“党的领导原则”,且不宜涉及党的具体领导方式、领导权限、领导程序等内容,形塑出“党的领导”入法的抽象确认原则与政治判断标准。为了避免“党的领导”入法的“泛化”现象,应在政治判断标准内涵的指引下进一步构建“党的领导”入法的清单模式,厘清“党的领导”入法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确保“党的领导”入法的规范化和准确化。     

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探讨

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对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思想政治素质不高、官本位思想突出、道德滑坡是一些领导干部政德失范的主要表现,而市场经济的负面冲击和影响,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偏离是导致其政德失范的主要原因。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必须从制度上引导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逐步使政德建设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从思想上引导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逐步实现政德建设的内心认同和主观自觉。     

政党现代化：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

随着现代化不断带来的社会结构、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往党借以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化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以及党自身的运作方式，都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出相应的变革，这是一个会给党的建设带来巨大变革的革命性因素。研究政党现代化，既要借鉴和吸纳国外政党建设的合理内核，又要在以往传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更应着力于探讨并不断完善党的运行机制；而促进党的活动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则是政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