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

中西政党政治的治乱对比,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从领导核心看,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与不断自我革命,展现出卓越领导力;从党群关系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真实持久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人利益;从党际关系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多党间肝胆相照的合作,而不是党派之间的恶性竞争;从党政关系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负责任的治国理政,而不是利益集团导向的施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增加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制度安排多样性与制度变迁

制度演化的均衡结果与博弈的纳什均衡有着对应的关系。如果博弈有多重均衡(多个解),并且结果又具有不确定性,那么制度安排则会具有多样性,而在多个制度安排中,“传统知识”决定着人们对特定制度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特征与比较优势

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之所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政党制度,不仅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且是因为这一政党制度具有六大比较优势。在新时期,经济结构多元,新的阶层涌现,社会矛盾复杂,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现状是不允许实行多党竞争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比较优势研究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伟大创造。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的形成、比较优势和需要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理论需要研究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是有利于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务实有为的领导集体有序更替、有利于国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完善制度的短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制度安排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学说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更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应该包括核心价值(或基本目标)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并且两者应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公民道德选择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安排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会使人们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 ,但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 ,对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必须加以限制 ,要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 ,使集体主义成为公民在道德选择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要保证公民在道德选择中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必须实行合理的制度安排。     

论克服司法腐败的制度安排

司法腐败问题是我国当前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我国的司法腐败是制度性的权力腐败。本文通过对司法，腐败在制度方面的成因进行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克服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构想。     

以科学的制度安排促进公平与正义

执政党和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其主旨就是造就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公平与正义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史过程,科学的制度安排尤为重要,在我国存在庞大弱势群体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政治正义方面,坚持科学的制度安排,重在抑强扶弱;在经济正义方面,坚持科学的制度安排,重在扶强济弱。     

党代会常任制:价值取向与制度安排

党代会常任制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探索党内民主的新突破和新路径。党代会常任制的价值取向是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民主制度化;党代会常任制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实现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有效制衡,改革选举制度,发挥党代表的作用,同时设立党的代表大会常设机构。     

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制度安排与完善

在我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的新形势下,如何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及其完善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也是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我们针对信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劳动仲裁、行政复议、司法诉讼、法律援助、国家赔偿等法律制度的运行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完善这些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走出"比较优势"的误区

在区域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是摆在各级政府和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的重大的课题.但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如何认识"比较优势"和正确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有必要分析和论证目前"比较优势"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作法,将"比较优势"进行理论提升与实践的再认识.     

比较优势与赶超战略

比较优势既然是贸易分工的基础,那么比较优势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贸易分工格局的变化。经济“赶超”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密切相关,包括“顺势赶超”、“逆势赶超”和“等势赶超”三种典型的方式。比较优势的逆转条件表明,后进国家很容易通过“模仿”活动实现“逆势赶超”。但这种“赶超”方式的经济效应,是对后进赶超国单方面有利,而对被赶超的先进国有害。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反“逆超”策略是支持和帮助后进国家进行“顺势赶超”。这种“赶超”方式具有“双赢”经济效应。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如何提升国家竞争优势一直是我国政府及各界十分关心的问题，波特有关增强一国国家竞争优势的许多理论思想为我国未来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对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产生背景、主要理论突破及政策含义进行了简评，并具体分析了该理论对我国的政策含义。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机关事务管理创新: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作为保障机关有序运行的重要制度设定,机关事务管理面多事杂任重,创新机关事务管理是实现从“制度优势”转向“治理实效”的重要一环。实现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其本质是从“广度”到“深度”的深刻转变:新时代下的机关事务不再仅仅强调业务广度方面上的面面俱到,更期望其能在强化政府自身建设、优化政府职能等更深层面扮演积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机关事务领域改革,不仅仅是对其职能的不断调整,其本质在于对宏观行政体制变革的主动回应与渐进调试,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职能现代化、体制法治化、行为职业化、能力智慧化等制度优势。基于行政管理要素构成的分析视角,职能体系、职权范围、管理体制、人力资源都将是创新机关事务管理的必要路径。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

本文考察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上海45个小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文章发现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居委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效率、居委会直选投票率,居委会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直选投票率.该研究发现意味着,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封闭式小区的出现,传统的基于楼组长动员网络的社区治理技术面临挑战,居委会有必要采取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技术来强化其制度能力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管理社区.本文将制度能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丰富了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制度能力的测量指标,并进一步阐明制度能力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     

风险的制度化与制度的风险——以彩票业为例

从风险与制度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彩票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彩票是国家对社会投机行为进行有序管理的制度形式,实现了国家对风险的制度化利用,达到了通过赋予娱乐行为合法性,筹集社会资金发展公益事业的目的。彩票业的兴起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产生的问题反映了市场经济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也说明了任何制度建设都蕴藏着潜在风险。要解决彩票发行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必须从完善和强化监管机制入手,引导和激励社会公众参与合法的娱乐活动。     

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和行政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日益突出。制度反腐败的重点应当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通过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中,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遏止政治和行政腐败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制度环境、技术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将影响技术效率的制度因素纳入效率评价模型,运用构造的DEA三阶段模型测算了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级行政单位(文中简称省市区或省份)经制度环境变量调整前后的技术效率水平,并对制度环境与地区间技术效率水平及相应的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技术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增长趋势,但与经济周期的波动趋势并不吻合,效率改善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第二,制度环境影响各地区技术效率水平,技术效率的不同又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所有制改革、对外开放、财税体制改革等制度变迁均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改善,而城镇化、科技体制改革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东、中、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呈收敛增长趋势,且西部地区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非效率;第四,制度环境变量调整后各地区技术效率差异逐步增加,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公共管理视域中的第三部门：功能、优势及困境

第三部门与公共管理无论从理念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第三部门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在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体系中,代表来自市场和政府之外的力量。在公共管理中,第三部门发挥独特的功能,它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力量。第三部门功能的发挥源于第三部门在贴近民众、行动灵活、创新性、专业性、广泛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第三部门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存在活力缺失的困境。第三部门要走出困境,客观上需要第三部门自身、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反思与进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主义政治理论被认为更有助于解释制度稳定与维持,而对制度变迁解释乏力,因为它仅把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面对这种批评,近年来,新制度主义者提出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并试图与外生理论结合起来,把制度的起源、稳定维持和急剧变动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演化过程,更加注重制度变迁的历时与空间维度,对制度变迁中观念与制度的相互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洞悉路径依赖的多样性及其解释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另外,制度变迁的动力与具体方式,制度的分层等问题也成为研究制度变迁的议题。新制度主义者的这些努力大大丰富了新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增强了其理论说服力,但并没有解决批评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还带来了不少新问题。